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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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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仁:反思"文革"岁月的胸怀与境界  

2008-05-22 11:56:54|  分类: 杨绛-家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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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钱锺书、杨绛夫妇和林非、肖凤夫妇之间,在"文革"后期发生过的一场邻里纠纷,我原先也曾略有所闻,却知之不详,总觉得这件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的琐事,如果双方都能够采取宽容和淡化的态度,不再对它絮絮叨叨地纠缠不休,而让它从冷却中渐渐消逝,未尝不是一桩明智之举。如果一定要严肃认真地反思或总结此种人生经历的话,那似乎就应该开阔自己的胸怀,提高自己的境界与情操,从反思"文革"中间种种历史阴影的角度出发,分析当时许多极不合理的潮流与措施,是如何影响了自己的生活以及某些行为,从而对于有关的人们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这样写起来才可能会具有启发读者的思想意义。

我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阅读了杨绛的《从"掺沙子""流亡"》(《南方周末》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在读完之后真感到分外的惊讶和沉重,为什么要如此恶意地运用"沙子"等等的贬词(有的我不愿重复了,怕弄脏了自己的文章),向对方进行十分刻薄和凶狠的人身攻击呢?林非先生和肖凤女士真是这样蛮不讲理的人吗?我在好多年前为了要采访肖凤女士,阅读过不少描写和赞扬他们的文章,留下的美好印象跟杨绛女士的极端贬抑相比起来,其间的差距真是太大了,究竟孰真孰假呢?

一般说来当人们抵达了高龄的阶段之后,总应该变得更为旷达、慈祥和宽厚一些,可是为什么杨绛女士的这篇文章将对方咒骂得如此厉害?对方究竟如何深深地获罪于他们,从而形成了如此不可饶恕的深仇大恨?这篇文章最使我觉得惶惑的是,杨绛女士既然已经坦白地承认了,是钱锺书挥起大棒打了林非先生,如果不是林非先生用手臂挡住,击中头部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说是自己"做了不光彩的事",如果此种反思是很真诚的话,就不该再如此迫不及待地猛烈攻讦对方了。二○○○年一月二十七日的《文学报》,在同时刊载双方的文本时,还发表了谷泥先生的短评《不做"看客"》,说是文化人之间打架下手竟如此之狠,差点儿害了性命,充分证明了人性之恶。此话真是值得深思。为什么连自己都承认是殴打和咬噬了对方,却还要如此充满恶意地去攻讦对方呢?这真使我感到百思而不得其解。

肖凤在《林非被打真相》一文(《中国经济时报》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中有这样一句话:"我有时跟她的眼光交织在一起时,似乎也感觉到了她仇恨的心情",多少让我找到了一条寻求答案的途径,如果没有这样日积月累的仇恨的心情,确乎就不会出现杨绛女士如今撰写的这篇文章。原来问题的关键就是在"文革"期间,他们单位的"革委会"在进行"斗批改"的阶段时,为了解决年轻研究人员的住房过于局促和拥挤,实行了一种在后来造成不少尴尬局面的调整住房的措施,把许多研究人员捏合到了一起居住。根据肖凤女士此文的说明,仅在这一座只有三十二个单元的四层小楼的公用住房之内,就同时搬进去十家年轻的研究人员,涉及到调整住房的比例竟高达百分之三十左右,也可见这个单位居住情况的异常紧张了。这种住房拥挤的情况,其实在当时是比比皆是的,因为从全国解放之后不久,就热衷于掀起一场又一场紧张激烈的阶级斗争,同时还错误地批判了马寅初先生的人口理论,却没有从整体上合理地解决社会生存环境的有关问题,认真负责地考虑去建造更多的房屋,不断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而让众多的人们长期拥挤和混杂在一起居住,人们的生存状态真是处于一种悲剧性的氛围之中。

钱家原来是并不属于此种情况的幸运者,独自居住着一个单元,却在"文革"时期"斗批改"的阶段中间,被迫打破了一统的局面,由此产生出不快与反感的情绪来,自然是完全合乎心理逻辑的;而肖凤女士也反复说明了自己家庭的迁徙,是因为护理他们新生婴儿的保姆,提出绝对不能与他们夫妇同住在只有一间狭窄的卧室内,而不请保姆帮忙,他们夫妇又无法上班,虽然经过了再三的犹豫,最后也只好作出迁徙的无奈选择。当时此种"斗批改"的措施,只能算是面对住房问题尖锐矛盾的一种粗糙的操作方法,除此之外或许确乎也找不出更为妥善的方案来,结果是造成了许多的人家,双方都处于别扭的环境里面,或明或暗的不和、呕气与吵架,往往就会成为必然要发生的事情。然而像杨绛女士表现得如此强烈和延续至今的仇恨的情绪,似乎也是较为罕见的。

此种极不合理的居住状况,不仅在"文革"中间大量的发生过,她们两个文本所叙述的这场发生于"文革"后期的纠纷,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悲剧罢了。就是在"文革"之前也始终存在着住房紧张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的痛苦与悲伤,远远地超过了杨绛和肖凤所叙述的情况。有多少像肖凤女士这样的知识分子和职员工人,她们昼夜都渴望着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的独立空间,而不是万般无奈地被分配到一种暂时解决困境的困境中去,然而她们在当时能够有这样的幸运吗?值得欣慰的是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片改革开放的新气象,人们的住房问题获得了大幅度的改善。如果能够从这样的视角反思那一场小小的纠纷,而不是充满仇恨和恶意地攻讦对方,文章所表现出的胸怀和境界,是不是会迥然不同呢?

杨绛女士这个大规模发动进攻的文本中,人身攻击的气息确实是十分明显的;而肖凤女士这个防卫性的说明情况的文本,企图澄清被攻讦的情况并非事实,基本上是采取说明文字的写法,却也潜藏着一股被攻讦之后的极大的怒气,在文章即将结束时终于爆发了出来。由于杨绛女士的文本是属于进攻的性质,首先提出了不少的纠葛,这自然就引起了我加以仔细分析的兴趣,而在经过了这种辨析和对照的工作之后,就不能不发现其中叙述的不少情节,明显地不符合正常的情理与基本的事实,带上了不少虚构的因素,有的甚至还渲染得过分的离奇,简直像是在滔滔不绝地"戏说"着什么。

譬如说杨绛女士叙述肖凤在进驻"学部""军宣队"第一把手面前,竟无缘无故地大骂她女儿是"五·一六的臭寡妇",这自然是为了刻意渲染对方的凶悍。不过只要是经历过"文革"这一段生活的人们,就一定终生都难以忘却:当时在"工宣队""军宣队"任何成员面前,都是绝对不敢高声嚷嚷的。他们的任何一个指示和号令,都可以决定自己目前或是以后的命运,大家在、工军宣队的年轻师傅和班、排长面前,也都只敢和和气气与恭恭敬敬地说话,怎么会像是吞下了豹子胆似的,敢在这军宣队的第一把手面前,如此胆大妄为地吵吵闹闹?这样的一种场面是决不可能发生的。我曾经采访过肖凤女士,后来又有过不少的交往,深感她是在待人接物方面极有礼貌的一位作家和教授,像那样的写法纯属是为了给对方抹黑,而任意进行涂抹的一种谎话。

又譬如说为了丑化林非先生与肖凤女士的品格,杨绛叙述钱锺书去了河南的"五七干校"之后,林非与肖凤躲在自己的小屋内,窃窃私语地嘲笑她女婿上吊自杀的事情,用以证明他们的幸灾乐祸。其实这只要读者稍微转动一下头脑,略加一丝分析的话,就可以判断出来这是一种编造得很不高明的假话,因为林非和钱锺书是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在当时一再号令"连锅端"的强制的气氛中间,林非和钱锺书已经在同一天去了千里之外的"五七干校",怎么会有可能滞留在北京,嘲笑他们家中发生的灾祸呢?我还可以找出证明这一点的铁硬的事实来,这就是我在多年前阅读过林非的散文《我和牛》,叙述他们整个单位凄凄戚戚地离京远行的惨状,以及他自己坐在奔腾南下的火车上,被妻离子散的痛苦所折磨的颤栗的内心。这篇早已发表的作品,绝对不可能是预测到多年之后会有杨绛女士的文章,才作出精心的预防,他确实是早已去了远方的"五七干校",当然就不可能关起门来,跟肖凤悄悄地嘲笑他们。像这样不假思索地编造谎言,企图给对方抹黑,应该说是一种很拙劣的手法,所收的效果就适得其反了。还有一个问题是即或别人在自己的小屋里"窃窃嬉笑",就一定是"嬉笑"你们吗?

我阅读过《钱锺书传》《杨绛评传》(孔庆茂)和《钱锺书传稿》(爱默)这几本书,在那里都含糊其词地说是"文革"期间,由造反派组织指派一对年轻的造反派夫妇,住进他们传主的单元里去,这些情节都叙述得并不清楚。杨绛女士这一回的文章倒是讲得很明白的,她说是在一九六九年夏天,自己的住房"分掉两间",住进来的"只是需要住房的人,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接着就将迁入的对方称为"沙子",这自然是一种怀恨在心的蔑视之意,却也并未把仇恨的对方说成是"造反派",在这一点上似乎比孔庆茂和爱默先生要显得实事求是。 今天回顾"文革"的往事,"造反派"早已成为一个具有恶谥意味的名称了,然而在当时作为"响当当的造反派",却又是多么光荣的事情。正因为在当时作为"造反派"的成员,是一桩十分荣耀的事情,所以就必须是在"阶级出身""政治表现"这两个方面,都能够经得住检验的人们,才会被接纳和参加进去。肖凤女士的文章已经说明了,林非先生在"肃反运动"中的"右倾立场",以及在"反右派运动"中的"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早已受到过批判和处分,从"文革"开始之后,又被造反派张贴的长篇大字报上,批判为"漏网右派",真是处于岌岌可危的局势,怎么可能参加到这个"响当当"的行列中去,享有造反派的殊荣呢?如果这些传记作者在"文革"期间,竟敢给林非先生戴上这顶桂冠的话,肯定会被真正的造反派愤怒地批判为一种亵渎的行径。我早就从林非先生的《记赵树理》和《小灾小难》等散文中,得知他几十年来坎坷的生活历程,这肯定也不可能是预先编造好的假话,再加上杨绛女士文章中的确证,充分地说明了林非先生绝对不可能是当时的"造反派"。孔庆茂出于丑化自己传主对立面的目的,只是根据一些拨弄是非的误传,就不加调查与分析地随意写作,说明他们写作的态度实在是太不严肃了。运用杨绛女士这篇文章中的说明加以对照的话,也显示了他们的这些文字完全是违背事实的,像这样平白无故地损害和侵凌一位著名学者的名誉权,就是从传记写作的道德原则来说,是不是问心有愧?

不知道杨绛女士是否阅读过这些传记材料?总是有下述的两种可能,一是也许由于写作生涯的过于忙碌,无暇去顾及那些文字;其二是也许在看到之后就让它去流传。她这一回的文章正是将对方说成"革命男女",运用如此的模糊战术,将这个名词隐隐约约地引向"造反派"的方向。而当前不少年轻读者对于"文革"中间的许多情况,又往往是混混沌沌地搞不大清楚,于是此种老谋深算的良苦用心,不就容易达到自己进行如此引导的目的了吗?她在自己的这篇文章中间,又将林非先生说成"是整'五·一六'而为'革命'立功的人"。当时的所谓"'五·一六'",是针对在剧烈斗争中一批垮台的造反派而言的,后来却又不了了之,成为"文革"中间一个至今尚未彻底解开的谜团。根据杨绛女士的此种说法,就更是从她自己"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的界定,又进一步把林非先生视为与"造反派"对立的人了。其实在"文革"时期的整个社会氛围里面,始终都分外地重视"政治表现""阶级出身",参加"造反派"也好,整治"造反派"也好,都必需符合这样的两个条件。在政治与思想上屡受批判和处分的林非先生,无疑是不可能被畀以如此的重任,立下这种功勋的。

杨绛女士在叙述当时分配房屋的过程中,说是林非先生的母亲从南方特地赶来充数,充完了数又被匆匆地打发回去,肖凤女士已经对此作了辩诬。我早就阅读过林非先生的散文《儿子的生日》《母亲的爱》这些篇章,知悉了老人在事先就早已前来北京与他们夫妇团聚,也知悉了老人的聪慧和母子间的深情,将这两者对照起来加以考察的话,可以证明肖凤女士的论辩是属实的。更何况从谁都难于动摇的母爱这种角度来说,也不可能出现像杨绛女士那篇文章中所编排的这些对话。为了给对方抹黑而不惜虚构出经不起推敲的话语,从而也伤害了已经安息于九泉底下的无辜的老人,这样的做法实在是太不可取了。

杨绛女士叙述当天发生纠纷的情况时,说是对方在共用的过道里随手就打了她女儿一个耳光,她才冲上前去厮打的,她女儿拉曳着想加以阻止却拖不动她,可见她使出的气力极大。既然已经出现了这样狠命的厮打,她女儿只要具有正常的思维能力,就首先会考虑到赶紧护卫自己的母亲,或者是赶快把两人拉开,或者是呼唤在屋内的父亲,或者是两个人一起去打对方。然而在被杨绛女士描绘得如此紧张与危急的局势之中,她女儿竟完全不采取上述这些用来度过难关的应急措施,不顾自己正在厮打中的母亲,离开现场独自下楼去寻找居委会的主任来调解,这样的行动简直是无法想象的,那么答案似乎只能是如此:她女儿当时根本就并不在场。"随手就打了她一耳光",显然也就成了编造的谎言。我反复比较了杨绛与肖凤这两个文本对此的不同叙述,感到后者的说法更为合理,因而就更为符合当时的事实。

杨绛女士叙述两个"革命男女"抓住她的肩膀和衣领,把她按在地下,然后又提起来,又摔下去,如此这般反复了好多回,当然就会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弄得头晕脑眩了,尽管如此她却还能够抓住对方的手指,咬下去还感到了相当的硬实,似乎又是十分的清醒,这样的叙述就显出了极大的矛盾。这场在殴斗中不断抛掷对方的惊险动作,确乎是被渲染得有声有色,然而两个文弱的知识分子,能有如此硕大的气力和高超的技巧吗?像这样激烈打斗的场面,恐怕只有京剧《三岔口》里技艺非凡的武打演员,才能够静悄悄地不发出任何声音来,是不是他们这三个正在打斗的人,也学会了如此高明的演技,否则仅仅是隔着一道木门背后的钱锺书,居然会听不到厮打的声音,不立即赶出来助阵,而要在这个激烈的场面告终之际,才开门而出。根据肖凤女士的文本,林非先生是在听到她疼痛得呼叫的声音时,急忙从小屋里赶出来的,钱锺书也应该是在此时闻声而出,才显得合情合理。这样比较起来的话,肖凤女士叙述得较为朴实的文本,就要比杨绛女士描摹得过于夸张的文本更显得合理,因而就更为符合当时的事实。

肖凤女士叙述林非先生在河南"五七干校"时,由于沉重的体力劳动,突患腰疾,曾卧床三月不能动弹,回京后还复发过多回,行走时都得小心注意。记得我在采访肖凤女士的时候,正值林非先生犯病卧床,不能行动,应该可以证明她讲的是符合事实的。肖凤女士也是文弱的书生,而且已被沉重的体力劳动折腾得疲惫不堪,他们两人怎么能像熟练的京剧或杂技演员那样,把对方上上下下地连续抛掷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在共用的过道里那坚硬的石板地上,六十挂零的杨绛女士像这样"记不清自己给跌摔了多少次",居然还毫发无损,当天就展开了多方面的交涉活动?真实的情况只能是在清醒的状态中间,才会揪住对方的手指,才能狠狠地咬住,从而产生出硬实的感觉来,这不能不引起肖凤女士疼痛地大声呼叫,从而引起都在屋内的钱、林二人飞奔出来,引起钱锺书挥舞大棒打林非的事实。

对于这场在"文革"中间发生的小小的悲剧,杨绛女士这个文本的基调,是充满了一种宣泄私愤的强烈情绪,出现不少人身攻击的词汇也就并不稀奇了,而且有些情节也明显地可以看出虚构的痕迹,企图运用这样的办法去损害对方,这就不是一种正当和负责的态度了,这就和严肃地反思自己"不光彩"的一些苗头,发生了重大的冲突。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是既然承认了自己这方的打了人和咬了人之后,竟还表示他们"堕落"到了对方的水平,这是一种毫无道理可言的十足的霸气。对于像杨绛女士这样著名的作家来说,写出如此缺乏应有胸怀和境界的文字,可以说是很令人失望的。而肖凤女士也被对方突然的攻讦所激怒,在进行澄清和论辩的过程中间,反弹出了一种过于激烈的愤慨的情绪,表示"深深庆幸自己的人格比造谣者要高尚得无可比拟",冒出这样的情绪来或许是在意料之中的,接着又进一步指责对方"真是不知天下有羞耻事",这又是被对方的泄愤所伤害之后,比赛着要激烈地向对方泄愤了,这也是一种不必要的过于情绪化的语言,从而也必然会影响自己趋于历史高度的反思了。你难道未曾想到过自己今天安居乐业的生活条件,比在"文革"时期被百般无奈地不住挪动的惨状来,不知道要提高了多少倍?你难道未曾想到过大家在今天所具有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比在"文革"时期那种流离颠沛和丝毫都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惨状来,又不知道要前进了多少倍?如果从这种历史的高度来反思"文革"时期悲惨的生存状态,肯定能够写出许多动人心弦的篇章来。我阅读过肖凤女士的不少作品,突出的印象是她能以真情打动读者。曾经在读她的自传《天若有情天亦老》(《传记文学》1997年第11--1998年第1期选载)时,禁不住要掉下泪来,我衷心地建议她应该着重于多写这样的篇章。

对于这两位著名的女作家来说,怎么能够做到即使当发生的事情涉及自己的时候,也要冷静与理智地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加以描绘和剖析,如果能够达到这种程度的话,个人恩怨的激烈情绪也许会获得淡化与消解,罗罗嗦嗦地陷于无聊琐事的文笔也肯定会停止下来,集中去思考如何使得自己今后的作品更趋于思想和艺术的高度。但愿这不是笔者的一种奢望。

《书屋》二000年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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