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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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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翔:钱锺书·程千帆·沈祖棻  

2008-04-25 19:28:55|  分类: 为钱锺书声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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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会昌)先生是我服膺的学者,其夫人沈子苾(祖棻)先生是我钦佩的词人,两位先生的著述均益我良多。千帆先生的见解我曾加徵引(见《清波杂志校注》353页,中华书局1994),而子苾先生的创作我屡作讽诵。遗憾的是未能如我当年拜访钱槐聚(锺书)先生那样,趋谒阶前,亲聆指教。

去年年底,听友人说,报上刊出了一篇批评我的文章,内容与我崇敬的这三位学术界前辈有关。于是借来20061213的《中华读书报》,拜读了赵益先生《“钱学”已成清谈之助?》一文。自惭寡陋,此君之名还是第一次得见。友人说,赵君是南京大学的青年学者,醉心道教,好写通俗历史读物,已年逾不惑了。

初睹其题,不胜惊讶:我平生治学,近汉而不近宋,更不知魏晋清谈为何物,如何也被归诸夷甫诸人之列?耐心看下去,方知他是在痛斥李洪岩、范旭仑先生与我三人叙事之非呢。非则非矣,我亦不敢自保其必是,然与“清谈”何干乎?难道在赵君的词典里,“清谈”竟是“谬误”的代名词吗?

这里且不谈赵君如何批评李、范二君,且看他怎样纠不才之谬。判词是:

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故作笺释,代人言事。刘永翔氏《钱通》一文中述钱评程(千帆)、沈(祖棻)一则,可称其中之尤。

口气甚为凌厉,尽管他极其鄙薄魏晋清谈,但却颇有那个时代的名流所标榜的“礼岂为我辈设也”的风度。

我本是学界的无名氏,如今破题儿第一遭被人连名带姓加了一个“氏”字,未免受宠若惊。原来他纠弹的乃是拙作《钱通》的第四十八条:

子钱子曰:“程千帆之诗‘野野狐’(吴语“胡乱而作,勉强成篇”之意,较北人语“凑合”更带贬义),其妻沈祖棻之词稍胜,然闻其佳者多吴瞿安点窜之笔,未足窥其真面也。”(《蓬山舟影》34页)

他十分怀疑这条记载的真实性:

刘氏此文,自谓“裒集先生咳唾之得于亲炙者,益以平日闻于师友之言”。刘氏亲炙钱氏,不过一面,书信不过二三通。故文中内容当多出于后者,然均不注出处,其真假虚实,令人无从寻索。这也是“钱迷”们共同的毛病,且不去说它。道听途说,原非大过,然而代人言事,就涉及到一些原则问题了。

没错,我是只见过槐聚先生一面,这点赵君调查得很仔细,而且《钱通》中的确有“闻于师友之言”,但绝不是全部,如赵君提及的这段记载就偏偏不是妄采于道途之上,而恰恰是亲聆于钱府之中,时间正在赵君所揶揄的“不过一面”的那一次。如是我闻,我闻如是,退而记之,不意竟遭到如此呵斥,想必是触犯了某些忌讳之故。董狐、南史之笔竟不能见容于当今的民间与学界,不能不为之作长太息。

君分析说:

钱氏眼界极高,即使如吴梅等,亦未必能入其法眼,因此他不可能出此略带酸态之语。

钱氏出语峻厉,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没有必要称沈词经人“点窜”而后“稍胜”。

揣骨听声,谈空说有,酷似“知言”而兼“知人”,然而在事实面前可惜只能流于“扪摸虚空”而已。

随后,赵君批驳了我对吴方言词汇“野野狐”的释义。他说:

“野野狐”,吴方言中常用之语,其义本在,识者自解,而其中情境,亦各取所会。但刘氏不肯打住,偏要作一番郑笺:“吴语‘胡乱而作,勉强成篇’之意,较北人语‘凑合’更带贬义”,此乃典型的代人而言。如此作笺,非刘注钱,而真真是钱注刘了。默存先生地下有知,当不知作如何想。

这段话真可谓是滑天下之大稽,什么“识者自解”、“各取所会”,难道词汇是可以随心所欲解释的吗?再套用一下钱先生的句式:“我都说了一辈子吴语了,难道还会错解吴语吗?”还是送赵君几本词典查查吧!“野野狐”是记音,也写作“耶耶乎”。《汉语大词典》“耶耶乎”条释文云:“方言。有随便,马虎,不负责,不高明等意。鲁迅《集外集拾遗·公民科歌》:‘做个公民实在弗容易,大家切莫耶耶乎。’”《上海方言词典》(李荣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更释为“质量差、水平低”,《汉语方言大词典》(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中华书局1999)则释为“糟糕”。请看,“质量差”、“水平低”、“糟糕”,这一系列的轻蔑之词,难道不比“凑合”更带贬义吗?赵君将何以教我?

接着,赵君又揭出了“一个重大的事实错误”:

子苾先生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后方入金大研究班,尽管也上过吴梅的词曲课,但其词学乃受知于汪东而非吴梅,此世所共知,以钱先生之博闻强记,断不会如此张冠李戴。

一言以为不智,其是之谓乎!首先,赵君在这里犯了一个逻辑错误,抛出了一个荒谬的大前提,即博闻强记的人是不会说错话的,若是错话就绝不可能出自其人之口。难道世间的事情竟会如此简单吗?即以我所服膺的千帆、子苾贤伉俪来说吧,同样出名的博闻强记,也不是没有说过不符事实的话:比如,一个人的生日只能有一个,这点赵君不能否定吧?可是子苾先生的生年,千帆先生一再说是1909129(见《<涉江词>跋》,《涉江词》18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沈祖棻小传》,《沈祖棻全集》第一卷23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涉江词稿目录后记》,《程千帆全集》第十四卷8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子苾先生自己却说是1911年(《沈祖棻自传》,武汉大学档案馆藏,引自马兴荣先生《沈祖棻年谱》,《词学》第十七辑257页),相差三年,二者不能并立,也就是说,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心,必有一说为非。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举出一些千帆先生说过而与事实有出入的话来。至于槐聚先生,他尽管博闻强记,却从未以一贯正确自居,《管锥编》、《谈艺录》的不断补订足以为据。其实,说没说过是一回事,符不符事实又是另一回事,三尺孩童都明白的道理,怎么赵君都搞不清楚呢?既然他断言槐聚先生绝无此言,我们就有权利像胡适之先生那样,请他拿出证据来!

吴、沈之间的词学传薪是不是真的如赵君所说的那样“张冠李戴”呢?槐聚先生是不是所言非实呢?先请读一读子苾先生的自述吧:“壬申、甲午间,余来成都,以词授金陵大学诸生。病近世佻言傀说之盛,欲少进之于清明之域,乃本夙所闻于本师汪寄庵、吴霜厓两先生者,标雅正沈郁之旨为宗,纤巧妥溜之藩,所弗敢涉也。”(《<风雨同声集>序》,《正声》诗词月刊三、四合期)又说:“在校时受汪东、吴梅两位老师的影响较深,决定了我以后努力的词的方向,在创作中寄托国家兴亡之感,不写吟风弄月的东西,及以后在教学中一贯地宣传民族意识、爱国主义精神。”(《沈祖棻自传》)不忘所自,言必称汪、吴二师,子苾先生之言如是。而子苾先生的外孙女张春晓女士也说:“祖棻的词受业于汪东、吴梅两位国学大师,她在作品实践中充分继承了他们的词学主张和美学风格,《涉江词》甲稿词作,多为吴梅、汪东两位先生出题的长调习作,这是因为老师们要她们抒发才情,练习笔力。”(《爱国词人沈祖棻及其<涉江词>》,《词学》第十七辑45页)师弟间的词学授受如此清晰,而赵君却偏要抹杀吴、沈之间的“传灯”之录,是诚何心哉!

再查瞿安先生自己的记载,原来子苾先生在入金陵大学以前就师从瞿安先生了。赵君自谓“阅读了大量有关近现代学人的掌故笔记”,而谈论起母校的前辈学人,却“网漏吞舟”,不去翻一翻瞿安先生的日记。这里,且抄几段《瞿安日记》给赵君补补课吧:

晚间王嘉懿率二女生至,一名沈祖棻,一名龙沅。沈极美,又是吴人,吾妇颇投契也。略谈去。(1932119,《吴梅全集·日记卷》231页,王卫民编校,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这是吴、沈的第一次见面,时在子苾先生自上海转学至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的第二年,从此便往来不绝。子苾先生经常到瞿安先生家请益、长谈、吃饭、联句,甚至一起去看电影,师生间感情非常融洽。这证明子苾先生根本不是19349月考入金大研究班以后才向瞿安先生问学的。再照录几段吧:

午间龙沅、沈祖棻来。(19321112,同上232页)。

下午往城南一游,新奇芳一茶归。归而冀野、祖棻至,谈至晚,祖棻去,冀野留饭去。(193433,同上397頁)

龙沅、沈祖棻至,余方布署客座也。(1934423,同上415页)

祖棻来视疾,略谈去。(1934426,同上416页)

昭燏、祖棻、桐荫陆续来谈,午时去。(1934427,同上)

这些都是子苾先生未入金大之前与瞿安先生交往的记录。进了金陵大学后,来往就更密切了:

沈祖棻来,取归词稿。(19341012,同上479页)

祖棻来午饭,饭后同至金大。(1934118,同上491页)

伯雷夫人至,留午饭。沈祖棻亦来,共饮茅台酒。(19341122,同上495页)

下午金大课毕,偕祖棻归,留夜饭,饭毕联句,得五律二首。(1934124,同上498页)

饭后偕祖棻、吾妇往观电影,四儿往约大姨、泮儿,及至国民,乃祖棻会钞,心不安矣。(193518,同上513页)

午,沈生祖棻来,与长谈留饮。(1937512,同上879页)

究竟是谁犯了“重大事实错误”,赵君至此应该扪心自问了吧!南京大学自承是中央大学与金陵大学的后身,供职于该校,却对校史上的名教授生平如此隔膜,不能不说是数典忘祖!

再说瞿安先生,平生最喜为人改文。他最得意的门生是唐圭璋、卢前和王焕镳,尝评曰:“余及门中,唐生圭璋之词,卢生冀野之曲,王生驾吾之文,皆可传世行后,得此亦足自豪矣。”(1936111,同上667页)。而这三位高足的文字他都不厌其烦地亲手改过(见同上310363422424493页)。但对子苾先生,品藻就有所高下了,曾说:“改金大生词卷,苦无佳者,只女生沈祖棻、曾昭燏,男生高文、章荑孙尚可。”(19341020,同上483页)仅认为“尚可”而已,异乎汪旭初先生奖掖子苾先生之不遗余力。试想连高度评价的学生,对他们的文字都要改个不休,于“尚可”者,竟会不加朱墨,放任不管吗?

当然,在瞿安先生19393月逝世以后,子苾先生的词稿中就决不可能再有瞿安先生的改笔了。那么,槐聚先生怎样看待这些作品呢?言外之意自明,不劳词费。对此用不着奇怪,须知(不敢效赵君用“世所共知”一语)对许多众口一词称扬的作家或作品,槐聚先生并不心赏。如沈复的《浮生六记》,林语堂、俞平伯二公推崇备至,槐聚先生却称之为“一部我不很喜欢的书”(《<干校六记>小引》,《钱锺书集·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219页,三联书店2002)。黄节的《蒹葭楼诗》,陈三立、张尔田、汪辟疆等均赞誉有加,梁鼎芬甚至叹为“三百年来无此作手”(余绍宋《寒柯堂诗》卷一《读亡友黄晦闻蒹葭楼诗集》第一首自注)。而槐聚先生却说他“号学后山,实则依傍散原,竭蹶张皇。散原尚能以艰涩自文饰,晦闻寒薄浅露,于是不通乱道处一目了然矣”(《容安馆札记》725则,《钱锺书手稿集》1839页,商务印书馆2003)。实际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偏嗜,所谓“众口难调”是也。我也不例外,比如对子苾先生那首受旭初先生激赏的《浣溪沙》并不觉其佳。末句“有斜阳处有春愁”,千帆先生笺谓“世人服其工妙,或遂戏称为沈斜阳,盖前世王桐花、崔黄叶之比也”(《沈祖棻全集》第一卷5页)。其实,这种“日暮增愁”、“日夕足添闺思”的意象,早已被古人道过而且用尽,槐聚先生曾拈出多例,如孟浩然《秋登兰山寄张五》之“愁因薄暮起”、皇甫冉《归渡洛水》之“暝色起春愁”、传为李白所作《菩萨蛮》之“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柳永《凤凰阁》之“这滋味、黄昏又恶”、晏几道《两同心》之“恶滋味、最是黄昏”等皆是。他指出:“盖死别生离,伤逝怀远,皆于黄昏时分,触绪纷来,所谓‘最难消遣’。”(《管锥编》101102页,又397页,中华书局1986)此类句子,平居浏览所及,尚有赵长卿《江神子》的“愁满地,对斜阳”、吴文英《浪淘沙》的“秋色雁声愁几许,都在斜阳”、吴潜《更漏子》的“人独自,倚危楼,夕阳多少愁”、张可久《黄钟人月圆(春晚次韵)》的“愁在夕阳中”,例多不能殚举。且从沈词前面两句“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看来,作此词时,意中必有张炎《甘州》的“有斜阳处,却怕登楼”之句在,故子苾先生此词可谓了无新意。即使如千帆先生所说的那样有寄托:“喻日寇进迫、国难日深。”窃以为将气焰嚣张的日本军国主义比作萧瑟的“斜阳”,将日深的国难比作莫名的“春愁”,终觉拟于不伦。妄论如此,并非有意吹求,只是为了说明人各有好而已。但对子苾先生中晚年以后的词作,我是击节叹赏的,在这一点上与槐聚先生酸咸异嗜。

那么,千帆先生的诗词,与子苾先生相较如何呢?我想,应该和历来对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评价差不多吧,相信这也是世间的定评,千帆先生自己于此也是首肯的,他曾对弟子说:“你有感悟力,可以学做诗。在这一方面,我不如沈祖棻。”(《闲堂师语》,《程千帆全集》第十五卷138页)闲堂老人自有千秋不朽在,原不必以创作传世。“野野狐”之评或许过苛,但我读程集时,却也发现许多不当律令之处。

尽管千帆先生说诗是他的家学,“我幼承庭训,十二三岁即通声律”(《桑榆忆往》,《程千帆全集》第十五卷6页),但奇怪的是其所作近体诗的韵脚每有不可通押而强押之者。如五微之与十灰(《重过乌尤》,《程千帆全集》第十四卷《闲堂诗存》1516页),四支之与八齐(《八里湖作》之一,同上25页),四支之与五微(《癸丑嘉平寄子苾》,同上28页),八庚之与十一真(《以旧藏诗集数种寄赠淡芳》之二,同上33页),十一真之与十二文(《挂冠后寄江南故人》之一,同上35页),一东之与八庚(《昆明杂诗》之三,同上45页),一东之与二冬(《辛未九月,君惠八十初度》之一,同上59页;《杂书往事,寄伊同匹刺堡,兼寿其八十》之二,同上62页),九真之与十三元(《以庐山藤杖赠永璋,媵以小律》,同上49页)。是皆其例。记得槐聚先生在评论清代董恂所译朗费罗《人生颂》诗时曾指其疵病云:

只是出韵两次。第二首把“六鱼”的“虚”字和“四支”的“皮”字、“期”字通押,幸而“虚”字在首句,近体诗容许所谓“孤雁入群”,第五首把“四支”的“羁”字和“八齐”的“萋”字、“鼙”字通押,“羁”字又在尾句,按那时的标准,就算是毛病了。(《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钱锺书集·七缀集》144页,三联书店2002

槐聚先生诗云:“诗律伤严敢市恩。”(《赴鄂道中》之二,《钱锺书集·槐聚诗存》103页,三联书店2001)对古人如此,对今人想必也不会格外开恩。

除了韵脚以外,程诗还有平仄不调之处,“逾”字平声,千帆先生却读作仄声了,如“犹喜齐眉逾花甲,凤雏引吭欲成歌”(《子苾生日,长句为寿》,《闲堂诗存》29页)。此字古人皆读作平声,如杜甫《绝句二首》之二:“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杜诗详注》卷十三)元稹《赋得春雪映早梅》:“积素光逾密,真花节暗催。”(《元氏长庆集》卷十四)今日亦无异读。又如“供给”之“供”平声,与“供品”之“供”异读,有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添水槛供垂钓,故著浮槎替入舟”(《杜诗详注》卷十)、陆游《南定楼遇急雨》“江山重复争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剑南诗稿》卷十)诸诗为证。但千帆先生乃读入仄声,如《与石臞印唐长亭茗话,时二君皆不乐居讲席,诗以解之》:“却喜江声绕浓绿,茗杯权得供低徊。”(《闲堂诗存》7页)其读法非但不同于古人,亦与建国以来字典所注的今音异辙。

对于近体诗的对仗,尽管千帆先生称赏槐聚先生诗的“对偶工稳极了”(《书绅录》,《程千帆全集》第十五卷130页),但自己做起诗来却不甚讲究,如“横舍陆沉真左计,倩魂心结比天遥”(《重到嘉州,有怀子苾成都》颔联,《闲堂诗存》23页),“庞公语妙应难继,梁韵风流怅已休”(《寄怀孝章、君惠》颈联,同上30页),“翻悲益部推耆旧,剩觉秦淮堕渺茫”(《奉怀印唐》之二颈联,同上37页),“函腾雪岭风云气,眼乱虬龙偃蹇姿”(《君惠远馈灵芝,赋谢》颔联,同上41页),“妖鬟阅世旋成媪,宿梦萦襟略带欢”(《携兰游莫愁湖》颔联,同上44页),皆强联胡越、乱点鸳鸯,难以结成语言眷属。

至于遣词不雅驯、造句费解的,则如《咏慈禧》:

入内初承泽,兰儿唤小名。三千一身宠,九五百年情。故事罗衣雪,来生白骨精,恢恢视天网,异代总倾城。自注云:“后小字兰儿,对雪尝著罗衣。余少游燕,闻诸老监云。”(《闲堂诗存》51页)

第一个把与慈禧太后地位相当者比作“白骨精”并写入诗歌的当是郭沫若先生,他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一词有云:“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典出小说《西游记》和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用一句袁枚的话:“此小说演义语也,何可入诗?”(《随园诗话》卷五)千帆先生尤而效之,何也?又颈联将“对雪尝著罗衣”压缩为“故事罗衣雪”,不禁令人想起槐聚先生《管锥编》里的一段话来:

《权龙襄》(出《朝野佥载》)秋日述怀曰:“檐前飞七百,雪白后园强”云云,自释之曰:“鹞子檐前飞,直七百文;洗衫挂后园,干白如雪”云云。按压缩省削,衬字方可解,开滑稽诗之另一体。如《说郛》卷三二元无名氏《拊掌录》载“日暖看三织”五律,《七修类稿》卷四九《排笑诗》,载“布议苏昆李”五律,《烟霞散人斩鬼传》第四回不通鬼七律“生衙钱短忍书房”,《嘻谈录》卷上富翁五律“我本苏吴百”,《绿野仙踪》第六回邹继苏《花》诗之“媳钗俏矣儿书废,哥罐闻焉嫂棒伤”,又《月》诗之“野去酒逢酣宋友,家回牌匿笞金哥”,皆权龙襄诗派也。(750页)

我以为,在槐聚先生眼中,“故事罗衣雪”一句很难不被视作“滑稽诗之另一体”而归入“权龙襄诗派”的。这样说,赵君大概又要怪我“以钱注刘”了,不,这可是以钱注钱。

行文至此,不禁又觉得槐聚先生对程诗的月旦之评可谓虽不中,亦不远矣。

我在《蓬山舟影》的自序里说过,希望读者“对此书不留情面地匡谬正误,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正是寸衷所望”,如今赵君果然赐教于我,真是何幸如之。赵君名益,然于三益中,“谅”与“多闻”略嫌不足,“直”则稍感有余。不过,即一“直”字就已益我匪浅,这不,受此影响,我也不禁直来直去、实话实说了,这都是拜赵君所赐而然。但愿狂夫之言,亦能有益于赵君,益其谅与多闻,从而更能有益于我也。

文汇报200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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