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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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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刘梦芙:我看蒋寅评钱锺书诗   

2008-03-08 19:57:22|  分类: 为钱锺书声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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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在报刊接连读到蒋寅先生的文章:《对〈如何评价钱锺书〉的几点“声辩”》(《博览群书》2001年第11期)、《世间文字慎嗤点》(《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1126日),亦如蒋文所言,“让人读了很不是滋味”,因此也想谈几点看法。

对蒋文中涉及的几位先生,诸如钱仲联教授、徐晋如,以及《如何评价钱锺书》的作者李洪岩、范旭仑,笔者都很熟悉,徐、李、范被蒋先生批评的原文也都读了,而对蒋先生则了解得很少。近日在书店看到蒋先生的新著《学术的年轮》,当即购下,浏览一过,方知其出生于1959年,属于“第四代学者”(蒋文中语),研究大历诗人及清人王渔洋,颇有成绩。《学术的年轮》中多篇文章有新意,也有深度,例如《明清之际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选择》,确有卓见;又如论有质量的单篇论文胜于平庸的大部头专著,亦获我心。但在前述报刊上发表文章中的若干观点,尚有待商榷。

先生评钱锺书的诗,“有南宋江湖派的浮滑,出手太容易”,未免轻率。众所周知,钱锺书对自家文字要求甚严(《管锥编》引书多有疏误,有各方面原因,此处未暇细论),《谈艺录》、《管锥编》曾多次补订、增订,其小说《围城》亦反复修改,晚年整理《槐聚诗存》,与夫人杨绛一同删削推敲,然后定稿。青年时代为诗,陈衍就说他“惜下笔太矜持”(《钱锺书集·石语》第7页),钱氏自己亦云:“炼意炼格,尤所经意”、“或者病吾诗一‘紧’字,是亦知言”(吴忠匡《记钱锺书先生》,载范旭仑、牟晓朋编《记钱锺书先生》,136137页,大连出版社1995年版),“于少陵、东野、柳州、东坡、荆公、山谷、简斋、遗山、仲则诸集,用力较劬”(引文同前)。钱锺书的诗当然有不足之处①,但极力求工,字句精隽,正是其优长,何尝是“江湖派的浮滑,出手太容易?”蒋先生的批评标签,贴错了对象。钱氏与“同光体”诗人陈衍、李宣龚等交游,其友人冒效鲁亦为“同光体”诗,而“同光体”诗总体风格是学宋的,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诸家是其师法的对象,钱氏受其影响,诗风亦近宋人,兼融唐音,但决非走南宋江湖派的路子。况且江湖派诗是钱氏瞧不起的,观《宋诗选注》中评论可知。无独有偶,程千帆先生的老师汪辟疆亦极为推崇“同光体”诗,所撰《光宣诗坛点将录》以陈三立、郑孝胥为都头领宋江、卢俊义,程先生《闲堂诗存》也多有宋调,因而如蒋文所说“很推许钱先生诗才”。这正是作旧体诗者常说的“笙磬同音”,有如现代文论所谓“艺术审美倾向一致”。蒋先生大概自以为比乃师以及陈衍、夏敬观、李宣龚、卢弼、陈声聪、冒效鲁、徐燕谋、郭晴湖等诸多前辈都高明,独持异议。学术上与前贤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弟子智过其师的例子也多有,但信口开河是得不到大家认可的。如果说众人评价和钱锺书自己的话都不能算数,那么即取《槐聚诗存》观之,蒋先生能举出哪些诗是“江湖派的浮滑,出手太容易”?是大部分作品都如此,还是钱氏少年时代不成熟的习作?我以为这是缺乏旧体诗创作经验的人说的话。倘若不明白“成如容易实艰辛”的道理,将一些看似自然流畅却经过精心锤炼的诗句当成“浮滑”,在能诗者看来,是不足共语的。

初见蒋文中批评钱锺书诗,笔者便臆断此君不能为诗,只如卖花担头看桃李耳。而近读《学术的年轮》,觉得应当修正这一看法:蒋先生不是没有作过诗,而是用功太浅。该书第208页记其为日本某尼僧题画像之七绝:“不随群妍竞芳时,疏雨帘栊雪满枝。廿四番风吹梦远,冰心未许世人窥”。录呈程千帆先生,程先生复函说“不成体”,“你对作诗全未入门,要下功夫好好学才行”。按此诗首句中“妍”字为平声,在“一先”韵,而此句第四字必用仄声,若易为“艳”字方合律或是手民误植,该书错字甚多,蒋先生未细校 。诗未尝不小有风致,但肤浅稚嫩,一望便知缺乏根基。也许蒋先生的诗集还藏在抽屉里未曾出版,窥一斑不足以知全豹,倘若蒋先生能拿出几首比钱锺书的代表作更为精谨、不浮滑的诗来,我便马上服善认错。否则,又如钱锺书所言:“批评家一动手创作,人家就要把他的拳头塞他的嘴,——毋宁说,使他的嘴咬他的手”(《钱锺书集·宋诗选注》,第455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先生说,“近十年来谈学术史是个时髦”,“一批没专业的,或者根本不做学问的人,都成了学术史研究者。须知学术史乃是最不可轻谈的,看看历史上什么人做学术史就明白了,是黄梨洲、梁任公、钱宾四”。又说于今没有陈寅恪、钱锺书,“却有一大批陈寅恪、钱锺书研究专家,大是有趣”!出语轻薄,如俗话所说,“一竹篙捺倒一船人”。对此论调,笔者也不敢苟同。

首先,蒋先生以为没有专业的业余学者,无资格谈学术史,并抬出历史上几位名家来压人,这是缺乏说服力的。黄、梁且不论,钱穆在成为著名学者之前,就是业余的“票友”。钱穆撰写并出版《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先秦诸子系年》、《墨子》、《王守仁》、《刘向歆父子年谱》等系列著作时,学历只有高中,职业是中学教师,年龄才三十多岁(汪荣祖《钱穆评传·钱穆先生年谱简编》,312313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如果蒋先生与钱宾四是同时人,且主管高校,大约无论如何也不会礼聘钱氏到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执教的。在蒋先生眼中,似乎专业比著作本身的学术质量更重要。假如我是蒋先生,便会指出有哪些学者谈学术史的著作如何不行,有多少硬伤,而不是以“没专业”作为衡量学问的标准。

其次,我不明白于今有一大批陈寅恪、钱锺书研究专家有什么不好,竟遭到蒋先生的嗤笑。已去世的鲁迅、郭沫若有人研究,健在的金庸、贾平凹也有人研究,为何不能研究陈寅恪、钱锺书?难道非得像蒋先生那样研究大历诗人及王渔洋,专吃古人饭,才算真学问么?学问有真伪之别,但无古贵今贱之分。研究陈、钱的专家队伍中鱼龙混杂,也无庸大惊小怪,历史是检验学术生命的试金石,随着时光的流逝,伪劣的东西必遭淘汰。蒋先生的著作,也同样要接受历史的考验。如果说研究陈、钱,就得先具备陈、钱的学养;那么蒋先生研究大历诗人,也应该首先能作出相当于大历诗人水平的诗来。我若提此要求,蒋先生能心服么?

先生认为,不具备黄梨洲、梁任公、钱宾四的学识,不可轻谈学术史,告诫徐晋如为文要矜慎,似乎其治学态度颇为端谨。然而轮到自家评钱锺书诗,别人不以为然时,却说“诸公均有评价,别人就难道说不得了?别说钱锺书,就是陈衍本人,诗名远比钱锺书大吧?我也照样可以说他的诗不怎么样”。语气颇为自负,见识俨然远越能诗诸公及陈石遗之上。逝者是不可能从九地之下起来驳斥蒋先生了,只可惜这种比徐晋如更为“轻佻”的话语,恰恰证明了蒋先生对人对己,使用的是双重标准:汝等不是黄、梁、钱,岂可轻谈学术史?至于我蒋某是诗歌研究专业户,当然有资格评陈衍、钱锺书的诗!

先生批评徐晋如《钱仲联贬陈寅恪诗作》一文“议论多昧于常识”、“不明典故”(指徐文对“张茂先我所不解也”、“贞元朝士之感”的解释,徐文载于《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11115日)。也许蒋文对典故的阐释较为确切,但只是停留在话语层面上,未能深入探讨并领会徐文的实质。徐文说陈寅恪先生“以史学家的卓见,先知先觉地感受到传统文化将要遭受灭顶之厄的命运”;“他所对抗的,不是新的政权,而是一切违背了他基本立场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观念”;“陈先生对于文化所执的操守,是可以和最虔诚的宗教徒的信仰相匹敌的”;“所谓以生命为诗,陈寅恪先生庶几近之。所以即使他的艺术天赋未必超迈群伦,他却不愧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作,正是英国诗人艾略特所特别推崇的具‘历史感’的那一类诗的范本”。剖析陈先生的思想,评价陈先生的诗作,颇为精当。即使徐晋如对某一典故的理解与蒋先生不同,“贞元醉汉”与“贞元朝士”不是一回事,但并不妨碍他对陈诗精神的总体把握。

钱仲联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辈学人之一,十多年来屡通函札,曾专程往苏州大学拜谒,平日读其论著多种,颇获教益。读徐晋如文章之后,我便写信给他,说钱老其实很看重陈先生的学问,著作中曾多处引用陈先生的论断,如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所著《梦苕庵诗话》,就曾录入陈诗《王观堂先生挽词》。《诗话》云:“丁卯五月初三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之昆明湖,其死因传说纷坛,竟成疑案。沉渊后,海内文士哀挽之作至夥,而陈寅恪一长古尤工,盖诗史也”。评价是很高的。但钱老又说:“然寅恪后来自为注,多违心之言,与全诗情感及隶事相反,不可信也。全诗如白头宫女,细说开元,虽遣词未尽凝炼,不足为病也”(《梦苕庵诗话》9294页,齐鲁书社1986年版)。盖陈诗中如“汉家之厄今十世,不见中兴伤老至”、“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以汉、唐拟清代;复如“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吊前朝万寿山”,以及《挽王静安先生》七律之尾联“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引诗见《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以屈原拟王国维,为清室之忠臣,从诗句的字面及用典来看,确乎含有遗老思想,也就是钱老在《选堂诗词集序》中所说的“情类殷顽”、“猥托贞元朝士之感”。而徐晋如文中则理解为“如果说陈寅恪先生是遗民,也只能是广义上的文化遗民”。陈先生出身士大夫世家,游学欧、美,既沉浸于中国传统文化,又受西方文明的陶冶,其思想经历颇为复杂,而钱先生早年著《诗话》,晚年为《选堂诗词集》作序时,都未曾读到陈诗全集(胡晓明先生短文《钱仲联也赞陈寅恪诗》证明了这一点。胡文亦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1126日),故而对陈诗的判断,主要依据出自《王观堂先生挽词》。徐晋如则是通读陈诗全集后,提出比较全面深入的见解。若合观钱、徐两家之说,对于解读陈诗,明确陈氏思想的发展脉络,都是有作用的。徐文中批评钱老和陈声聪,语气是重了点儿,不够“矜慎”,但与近两年来的王朔骂金庸、葛红兵酷评鲁迅是两码事,并非蒋文所说的“轻佻”,而且《世说新语》岂是徐晋如未见过的“僻书”?况且徐文的措辞还是有分寸的,说“钱仲联先生是治近代诗词的大家”,“对于钱仲联先生的学问,我一向是钦佩的”,只是在思想观念上,“同钱先生迥不相侔”而已。徐晋如所著《缀石轩诗话》中纵论近现代诗,对钱锺书诗评价也不高,但言出有据,不同于蒋先生之盲评。对于一位学问虽不够成熟但很有才华的青年,可以纠正其疏误(大学者也难保没有缺失),却无需也“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蒋文中语),教训一番。蒋先生因为徐晋如的书评支持《如何评价钱锺书》两位作者的观点,便耿耿于怀,接连两文中皆提出此事,借题发挥,以吐不平之气,而非和婉相商,本身便缺乏学者应有的泱泱气度。

先生的文章和专著中,还有许多值得商讨之处。例如说今天的学者“很难再有精力邃密群科。如果博涉,势必就不能臻于精深”,以饶宗颐的学问为典型的例子(《学术的年轮》第12页)。饶先生的著作近五十部,内容遍及史学、哲学、文学、佛道两藏、乐律及书画艺术;倘若没有通读饶氏所有论著,作深入细致的比较,就下此结论,未免含糊武断。又如《学术的年轮》中论钱锺书的学术品格与学术方式,可商之处亦在在皆是,本文限于篇幅,难以一一论及了。最后要补充说明的是,笔者曾数次见到程千帆先生,通函多次,其墨迹至今珍藏,并承程先生寄赠其诗文著作及沈祖棻先生诗词集,又为拙著题签。程先生待后学宽厚和蔼,确实有大学者的胸襟。蒋先生立雪程门,文中每引先师如何如何,然而青出于蓝尚未必胜于蓝,要达到程先生等诸多老一辈学人的境界,尚须努力不懈。而从《学术的年轮》一书中,可见蒋先生还是有学者品格的,批评虽有欠审慎处,但不失直率可爱,否则笔者也不会写这篇文字了。

 

①:关于钱锺书诗中的不足之处,笔者以为因其刻意锻炼,过求谨严,思路致受束缚,未能开阔奔放,故而殊乏鱼龙百变,风雨交飞之伟观。其诗近体多而古体少,风格比较单一,艺术成就未臻一流大家之境界。拙文《槐聚诗存初探》、《石语评笺》中多有论析,分载于《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一辑、第二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912月、2000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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