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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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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不署名的作品:宋代文学的承先和启后  

2008-03-01 16:16:00|  分类: 钱锺书中文文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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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唐、五代的割据混乱的局面,到北宋而归于统一。为了获得统治势力的巩固,赵宋王朝加强了集权制度,把军权、财政权、司法权都收归中央独揽。这就防止了地方势力的兴起,不致于会有唐代那种节度使和朝廷对抗的情形,而使国内局势比较安静。同时,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赵宋王朝也作了努力,采用一些有助于农业生产的措施,废除许多苛捐杂税。这样,五代时人所写的因兵乱而“田园荒尽”的景象[],渐渐变为繁荣,有如宋初诗人所歌咏的:“稻穗登场谷满车,家家鸡犬更桑麻”(滕白《观稻》)。随着农业生产的发达,工商业也有空前的发展,把无数中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吸收到工业或商业重地的大城市里来,形成了广大的市民阶层。这种繁荣情况虽然因金人大举入侵而受了打击,但是“靖康之变”以后,偏安于南方的南宋似然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小天下”。宋代的文化正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面的。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朝代是一向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得数到宋代。

    当然,跟版图广阔、武功显赫的汉、唐、元比较起来,宋,尤其是南宋,显得软弱和局促。宋代结束了晚唐五代的割据纷争,恰像宋人认为有象徵意义的宋太祖赵匡胤《咏初日》诗所说的:“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可是统一的范围缩小了,石晋割让出去的河北和山西北部地区(燕云十六州)仍然属于辽国。汉、唐开国都扩大了前朝所统治的疆土,而宋对汉唐故地并不能全部恢复,没有“四方之志”(刘因《静修先生文集》卷九《白沟》诗),宋代的“兴朝气象”就大大地相形见绌,宋人的内心里都抱着遗憾。这仿佛是先天带来的缺陷,所以宋人慨叹国耻国难的作品差不多跟赵宋王朝同时出现,例如路振的《伐棘篇》(《宋文鑑》卷一三)。一而再、再而三的丧师失地证明宋对辽、西夏、金的侵扰是无力抵抗的。宋的统治者的对外政策也就愈变愈卑逊,从“奉之如骄子”进而为“敬之如兄长”,以至“事之如君父”(杨有仁编杨慎《太史升庵全集》卷四八)。宋代文学里所表现的爱国忧国情绪也愈来愈沉痛、激切。靖康之变以后,悲愤的声音几乎成为南宋一百五十年的诗歌的基调。这是汉唐文学里所没有的现象。在这些爱国主义的作品里,陆游的诗和辛弃疾的词尤其突出,互相辉映,反映了当时的尖锐的民族矛盾,表达了志士们恢复失地、洗雪国耻的雄心弘愿,鼓舞着后世的读者。

    宋代的统一在地域上的广度虽然减削,但统治的严密却大有增加。鉴于唐代藩镇的割据分裂,宋代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把军队和赋税都归朝廷统一掌握,使地方势力树立不起来。宋太祖解除节度使的兵权,当然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王安石施行“新法”,压制大地主、大商人、大官僚,目的也是要加强中央集权,要“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〇《乞制置三司条例》),防止任何人“与人主争黔首”(同书,卷八二《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这个政治概念渗透了宋人的意识,变成他们思想里的一个前提。他们在各种文化活动里都流露出同样的愿望,企图“合天下之不一”(欧阳修《居土集》卷一六《正统论》上),“使九州合而为-统”(司马光《资治通鑑》卷六九黄初二年按语)。他们在历史研究里所提出的“正统”,在哲学讨论里所提出的“道统”,在散文批评里所提出的“文统”或“一王之法”(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一〇一《唐文为一王法论》),正是这个思想的各种表现。就像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的主张,把黄庭坚直接杜甫,也无非是那些“正统”论者把汉朝直接周朝或晋朝直接汉朝的手法。“统”有两重意义:一统和传统。换句话说,天下只此一家,古今相传一脉。在文学创作里,这种观念发展成为保守的、过分强调继承的倾向,甚至要讲“无一字无来处”。

    宋代整理了国家机器,也需要一个哲学体系来为它服务。“道学”或“理学”就是满足这个需要而产生的理论系统。像一切唯心的宇宙观一样,道学认真地去发现自己事先埋藏着的东西。它把人事和社会现象去解释自然现象,然后用这种对自然界的附会和曲解来替社会制度辩护。先把自然事物和人类说成有亲子关系——“乾称父,坤称母”(张载《西铭》),于是证明封建宗法的社会秩序恰恰体现了这种自然规律,符合乎“天经地义”。这种循环论证就是道学家所渭“推理以存义”(程颐《答杨时论西铭书》),推求自然界的法则来巩固人事上的伦理。宋代的道学和宋代的文学可以算是同出一源,都承认韩愈是创始者。宋代文学复古运动的首倡者柳开说得很明白:“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应责》)。但是这个同出一源的关系并未使道学家增添些文采,只使文学家沾染了学究气。韩愈是讲文又讲道的,所以宋代文学家喜欢在作品里说理以至说教,不但“以议论为诗”,作诗“言理而不言情”,而且在词里也往往大谈儒家或禅宗的哲学和心理学[]。同时,韩愈基本上还是个文人,算不得思想家,他的思辩和剖析的能力很薄弱,远比不上他运用语言的巧妙的本领,所以,宋代道学家对韩愈采取了保留的态度,总认为他不甚够格,把文和道的位置颠倒了,更认为文可以“害道”而未必能“贯道”、“载道”。这样,文学家保存了韩愈讲道的传统,道学家却遗弃了韩愈讲文的传统。结果是文向道让步,迁就道的需要,把韩愈的文学遗产抛撇了一部分。

    这对宋代散文起了极大的影响。韩愈和他的同道柳宗元、孙樵等的散文都讲究炼字琢句,有新奇以至险怪的字眼和句法,点缀着精心选择的富于色泽的词藻。有时连说理的文章也写得古奥艰涩,例如韩的《本政》、柳的《说车》。韩愈认为“文无难易,唯其是尔”(《答刘正夫书》)。宋代散文家只提倡他的“易”的一面——“句易道,义易晓”(王禹偁《小畜集》卷一八《再答张扶书》),放弃了他的“难”的一面,略过了他所谓“沉浸脓郁”,而偏重他所谓“文从字顺”。这符合于而且也附和了道学家对散文的要求:尽去“虚饰”,“词达而已”(周敦颐《通书》第二八章)。所以宋代散文跟宋代散文比起来,就像平原旷野跟高山深谷的比较。这点差异宋人已有觉察,例如有人注意到:苏轼骂韩愈所推奉的扬雄“以艰深文浅陋”,还瞧不起萧统《文选》,因此自己写的散文也“长于议论而欠弘丽”(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欠弘丽而长于议论,可以移为宋代散文的概评。宋代散文明白晓畅、平易近人,是表达意思的比较轻便的工具。元、明和清中叶以前的散文基本上承袭了宋代散文的风格;号称“唐宋八家”,实际上也是欧、苏、曾、王比韩、柳被后人更广泛地效法,譬如茅坤、归有光和桐城派的“古文”或公安派、竟陵派的小品文,都主要地得力于宋代散文的。

    西昆体的影响被清除以后,宋代诗歌走上比较健康的道路,丰富了内容,加强了现实感。这个清除是相当彻底的,产生了深远的后果。此后,在宋代,就是最讲究形式和雕琢的诗人——例如黄庭坚及其同派——也不再明目张胆地走李商隐和西昆体的老路,作品里或多或少地添了些有关民生和国事的内容,风格上也不那么浮艳。自从苏舜钦、梅尧臣提倡诗体革新,诗坛上不断地出现了优秀的作家。其中苏轼和陆游更是杰出的大家,先后比美,而且都富于浪漫主义的色彩,跟宋代一般诗人不同。宋代诗人是非常着重对传统的继承的。北宋前期的诗人主要向白居易、韩愈学习,北宋后期和南宋前期的诗人主要向杜甫学习,南宋后期的诗人主要向贾岛、姚合学习;此外,苏轼、黄庭坚也是许多人学习的对象。杜甫、韩愈、白居易的作品里早已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以议论为诗”、“言理”的倾向;在宋诗里,这个倾向发展得更厉害,变成散文化的“以文为诗”。同时,由于不适当地强调杜甫的风格的一个方面,发生了“以用事为博”、“以才学为诗”的习气。诗人搜求和挪借古典成语来表达自己的情意,或者竟可以铺排古典成语来掩饰自己的缺乏情意。因此,宋代文学里有一个显明的对照:宋代散文随着道学影响的增加而愈趋浅易平淡,而苏轼、黄庭坚以后的宋代诗歌却随着江西派势力的扩大而愈趋于博奥和雕饰。这个差歧,在苏轼的作品里就透露了迹象,以致有人夸大地说;“读子瞻文见才矣,然似不读书者。读子瞻诗见学矣,然似绝无才者“(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金、明、清的批评家常常把宋诗和宋文对立,推重宋文而鄙弃宋诗[],也正是根据这个差歧而作了判断。

    在宋代,词发展到它的极盛时期。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大都市的繁荣都为宋初士大夫供给了享乐生活的条件,而词正是适宜于描述这种生活的歌唱文体,是五代以来一向用来摹写风流绮艳的情事的。宋初的词主要沿袭着五代的风气,到柳永才摆脱了《花间集》的束缚,到苏轼更使词在形式和内容上大大的发展,为后来的辛弃疾开辟了道路。值得注意的是,宋诗受了道学的影响,“言理而不言情”[],结果使抒写爱情和描写色情变成了词的专业。一方面,这是继承了唐、五代词言情的传统。同时另有一个理由:古人不但把文学分别体裁,而且把文体分别等级,词是“诗馀”,是“小道”,比诗和散文来得“体卑”。在宋人的心目中,词从民间文学里兴起的时间还不很长,只能算文体中的暴发户,不像诗是历史悠久的旧家世阀,因此也不必像诗那样讲究身分。有些情事似乎在诗里很难出口,有失尊严,但不妨在词里描述。假如宋代作家在散文里表现的态度是拘谨的,那末在诗里就比较自在,而在词里则简直放任和放肆了。当然,谈情说爱有时是“寄托”或“寓言”,因为宋词惯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借情侣的“燕酣之乐、别离之愁”来暗指国家大事或个人身世,以致作者的影射的方法鼓励了读者的穿凿的习气。不过,这种象徵的爱情仍然在宋诗里很少出现。宋人的创作实践充分表示他们认为词比诗“稍近乎情”,更宜于“簸弄风月”(张炎《词源》卷下《赋清》)。这样,产生了一个现象:唐代像温庭筠或韦庄的词的意境总和他们的一部分诗的意境相同或互相印证,而宋代同一作家的诗和词常常取材于绝然不同的生活,表达了绝然不同的心灵,仿佛出于两个人或一个具有两重人格的人的手笔。例如欧阳脩的“浮艳之词”弄得后人怀疑是“仇人无名子所为”,而能作《煮海歌》的柳永在词里只以风流浪子的姿态和读者相见。苏轼以后,宋词在内容上逐渐丰富,反映了许多唐、五代词所没有写过的东西,好些事物变成诗和词的公共题材,但是言情——不论是写实的还是寓意的——依然让词来专利。在形式上,词受了苏黄以来诗歌的熏染,也讲究格律,修饰字句,运用古典成语,从周邦彦的雅炼发达至于吴文英的艰深。不过,宋词和民间文学始终没有完全脱气,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未完全代替了运用通俗口语的倾向。例如欧阳修的词是浅易的,但是他也写了比他的一般词更通俗、更接近口语的东西;黄庭坚的词跟他的诗一样,都是“尚故实”的(《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载李清照语),但是他也用俗语、俚语写了些风格相反的词。这两种词风在许多宋人的作品里同时而不同程度地存在。

    随着大城市的发达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出现了表达市民生活和适应市民趣味的文艺。宋代的民间戏曲没有作品流传,我们只能从一些记载里推测它的情形;但是元代戏剧以它为基础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宋代民间产生的小说是以口语写成的“话本”或“平话”。口语在宋代作品里所占的比例是空前的。除“话本”或“平话”以外,还有上面所说的以口语写成的词和以口语写成的道学家语录。词和语录都是文人学士的手笔;词人抱有猎奇和开玩笑的态度,往往故意用些“市语”、行话,后世读者好多不懂;道学家过火地矫正“虚饰”词藻的习气,往往直书方言土语,当时同行中人早已埋怨“不可晓”、“难晓”[]。民间艺人的话本就高明多了,它用平常的口语,搀合着浅近的、比较大众化的文言;这种语言经得起五六百年时间的考验,到现在还可以痛快顺溜地阅读。白话小说这个新体裁不但廓张了文学所反映的范围,描画出散文和诗、词未涉及的生活面,而且把它们原有的题材,例如民生疾苦、爱情、神怪等,也能抉剔得更入微,刻划得更逼真,使我们更亲切地看到社会的面貌,觉到时代的脉搏。或者可以说,题材的扩大和内容的深化需要一个新的形式来适应,一个比诗、词、“古文”灵活、富有弹性的体裁。话本的内容有些是跟宋代文言小说像洪迈《夷坚志》里的故事相类近的;只要把两者一比,立刻会发现话本的描叙很活泼、很细腻,而文言小说显得木强、拘束、粗略。文学作品里的对话问题在话本里也接近于解决。文言作品记述对话的时候,常常只让人知道角色讲些什么,而不能传达口吻神情、让人知道他们是怎样讲的,于是减削了对话烘托人物性格的功用。在唐人的多数传奇里,不同性别和身分的角色用同一腔调来说话,甚至作者的叙事和角色的对话是同一风格。宋人话本开始使讲故事者的语气跟故事里人物的语气显然区分,更使故事里各个人物的语气比较地彼此差别;这样,对话不仅能够推动故事的情节,也可以衬出人物的性格。这是小说技术上的大革新,并且对后来戏曲的说白起了影响。因此,这个在宋代最后起的、最不齿于士大夫的文学样式正是一个最有发展前途的样式,它有元、明、清的小说作为它的美好的将来,不像宋诗、宋文、宋词都只成为元、明、清诗、文、词的美好的过去了。

 

[] 参看唐代文学第十章“杜荀鹤”节。

[] 例如《全宋词》卷三六王安石《南乡子》、《诉衷情》、《望江南》、《雨淋铃》等九首,卷一四八沈瀛《醉落魄》三首、《减字木兰花》二首。

[] 例如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七《文辨》四,艾南英《天傭子全集》卷五《答陈人中书》,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一《与李武曾论文书》等。

[] 《古今词话》《词品》卷上引陈子龙语,王昶编《陈忠裕公全集》无此语。

[] 这是朱熹对张载语录的批评,见《语类》卷九三、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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