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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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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钱仲联的另一面  

2007-06-22 17:39:46|  分类: 范旭仑专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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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旭仑:作为“渺然侏儒”的钱仲联    

  “渺然侏儒”,钱仲联留给《容安馆札记》作者的印象,是形象的简写,也是诛心的直笔。

  1934年秋,钱仲联回母校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当老师,抗战后随学校转徙湖南广西。1940年初,因遭亲丧和胞弟被日寇杀害,钱仲联自北流抵上海,在无锡国专分校任教。国民政府1937年秋迁都重庆;汪精卫1940年春在日寇扶植下,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标准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1942年夏,钱仲联投奔南京,旋即出任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后转任汪伪监察院监察委员;同时兼任伪中央大学教授(国立中央大学已内迁重庆),1944年春任中国文学系主任。1945年秋,日寇投降,汪伪覆亡,钱仲联立马逃匿。

  从逆前,钱仲联凭吟诗小有名气,“写出了一批反映现实、感咏国事的诗篇”,“呼唤民族精神,激扬救国热情”。一个堂堂纸上爱国英雄,偏偏去做官场“渺然侏儒”,真是讽刺。但只要放大眼界,就知道不值得少见多怪:“诗是一种哄人的顽意儿”,“言不足以取人”,而大奸巨憝,巧宦曲学,最能做爱国文章。

  好端端文化人,不顾国仇家恨,巴巴跑去当汉奸,为什么呢?贪!当时友人记录:“仲联谓日作獭祭生活,极可厌”;“仲联已入金陵,至可慨叹。前日方欲劝其耐贫,今竟不及”。史家论定,汪伪大小汉奸十九贪图富贵荣华、耽溺声色犬马。

  钱仲联当然会贡谀汪伪主席“河山终复汉……云霄垂万古”,后来更会贬谥汪诗人为“地耗星鼓上蚤”,相反相成,正合“渺然侏儒”的身分。

  行之不怍,而言之忸怩,依然不脱“渺然侏儒”本色。黄永年1981年春访候钱仲联,刚提起伪中央大学,钱仲联便“上句不搭下句地支吾了一通,好像自己并无在敌伪统治下任教伪南京中大的事情。其虚伪做作,其文过饰非,实非我意料所及”。

  最初发布小传《钱仲联自传》,钱仲联只说“解放以前,主要在上海大夏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授”;十年后出版小册子《钱仲联自传》,也还照样周遮讳饰,连“南京”这两个字都不提。声望日隆,钱仲联著作大部头《钱仲联学述》,自不妨放声,其言曰:“我也应师陈柱先生之召,前往当时汪伪政权所在地南京,兼任中央大学课务,不久被聘为专任教授,并一度担任文学院院长。这成为我个人历史回避不了的一个政治问题。由于我只是埋头书本,并无任何劣迹或民愤,因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没有对我作任何处分,共和国政府也没有给我戴什么帽子。但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却因而不能继续在大学工作……深刻反省以前走过的弯路……以图用工作成绩洗刷‘前尘’,换取社会的谅解和信任。”瞧瞧,“政治问题”或“弯路”仅仅是在“伪政权所在地”当教授做院长,“只是埋头书本”,未尝参加伪政权领导集团———任参事和委员。“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惭愧也使人畏缩、迟疑,耽误了急剧的生存竞争;内疚抱愧的人会一时上退以至于一辈子落伍。”钱仲联1988年秋再做冯妇,荣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证明他不但没“一辈子落伍”,尚能与时俱进也。别说,“用成绩洗刷前尘”这招儿还真灵,钱仲联编述等身,给徒弟标目“国学大师”,遮蔽了“渺然侏儒”,几乎推翻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道德定律。

  钱仲联幸运地逃脱法网,不过占了及时“息影”的便宜。19451020日《文汇报》刊登《上海文艺界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书》,云:“只要全中国人民不忘记这八年苦战创钜痛深,绝不会轻易饶恕汉奸的,尤其文化汉奸,以其歪曲言论,毒害国民思想,强颜事敌,卑鄙恶劣,无所不用其极。此间文艺界同人深明除恶务尽之理,摘奸发伏,不敢后人,誓当为中华民族洗涤这一奇耻大辱。”真是的,怎么就“轻易饶恕”当“文化汉奸”的“渺然侏儒”,让他得了便宜还喊叫冤屈。

 

 

 

 

钱仲联的另一面

    编者按:近日收到《书屋》二〇〇七年第五期,读到黄波先生《世运变迁与文人隐疾》文,黄先生是有感于葛剑雄与黄裳的口水战而写的,里面却又揭了钱仲联的短:         

     我不禁想起了另一个著名文人。刘衍文先生有一篇佳作《从汪兆铭说开去》,披露汪精卫死后,一个学者写了三首“笔笔周全、文情两茂”的悼诗,内有“艰危仗一人”、“河山终复汉”之句。刘先生说:“现在大家都知道此三首诗的作者是一个著名的学者,述作颇多,贡献甚大。”读到此处我不免莞尔,这位写诗挽汪精卫的学者之名已经呼之欲出,而刘先生竟还做遮掩之状呢。我们既然并非为了争一点个人的意气和私利,只是为了保存尽可能多的历史真相,就改掉避讳的习惯吧。这里的“著名的学者”是钱仲联先生。刘衍文说钱仲联昔在沦陷区虽位至汪伪监察院委员,“其实汪氏不过用之妆点门面”,“或许也谈不上是为虎作伥吧”,这些都是持平之论。然而就像《古今》之与黄裳一样,这段经历也成为了钱仲联先生的“隐疾”。他本人不但极力避讳这一点,在《钱仲联学述》、《年表》等文字中已删得干干净净,而且唯其自认为有这一段历史,更要时时处处以时代先进自居。而这一点对其学术是有很大影响的。钱仲联先生作《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不仅把汪精卫拟为地耗星鼓上蚤时迁,就连虽然落水但被公认为近代诗坛巨匠的郑孝胥,也要做出一副不屑一顾的姿态。刘衍文奇怪这样处理的效果,“汪氏固是贼,然而寄食贼门之下,则又当何以自处其身耶?”其实是很好理解的,正因为有过去一段隐痛,所以才要极力撇清,至于学术的独立性(讲近代诗而如此贬抑郑孝胥,哪里会是心平气和的态度呢?),就只好弃置不顾了。 “污辱太平天国革命”,还要指责陈寅恪不该自居于“遗民”,都不过是文人一种自保的本能,积久而成为一种无意识罢了。自然,这里无论文章还是学术,已经不那么像“天下之公器”了。只是,这一切是否都要集矢于文人呢?

    钱仲联先生学问博大精深,非小子敢妄下雌黄,不过在学问大节之外,也许不妨“识其小”,其中之一就是总觉钱先生对流行话语过于趋奉了,而他专攻的古典文学本来是可以少被意识形态所笼罩的。蒋春霖向来被推为有清一代最杰出之词人,钱仲联也认为蒋词“艺术性较高”,但他选编《清八大名家词集》却摒之不录,原因居然是蒋词“内容多污辱太平天国革命”。再看钱先生写这段话的时间,已经是199012月了!钱仲联还讥评过陈寅恪的诗,也一度闹得沸沸扬扬。这一段公案的要害实与诗艺无关。陈诗水平如何,钱仲联先生和所有读者一样都可以公平讨论,而钱仲联贬抑陈诗则主要落脚于其思想和情感,说陈诗“其名篇即挽观堂之长庆体长诗,身处共和,而情类殷顽”。论及陈寅恪晚年的诗时又说:“且有猥托贞元朝士之感者,皆张茂先(即晋朝人张华——引者注)我所不解也。”有人争论过这段公案,但多围绕陈诗打转,实际上钱仲联先生的评价远远超过了诗歌之范围,已经是在讥刺陈寅恪先生其人了。“情类殷顽”也好,“猥托贞元朝士”也罢,无非都在向外界宣示钱仲联先生的一种价值判断:对世运变迁而生喟叹是一种悖时的情感,像陈寅恪这样自居于文化遗民是逆时代潮流而动。于是我们又困惑了,难道钱仲联先生永远是这样与时俱进?难道他的诗词中就没有这种文人惯有的喟叹?陈寅恪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当然可以见仁见智,可是像钱仲联先生这里所持的标准,却实在是过于狭隘和严苛了。坦率地说,如果不联想钱仲联先生抗战中的所为,这样苛酷的议论也许还不会给人特别的观感,否则,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大概文人对自己的同类,总是要求更高一些吧?

         看后一点不奇怪了。此前第一次读到范旭仑先生的《剪刀浆糊造就国学大师:揭穿钱仲联的剽窃真面目》(《万象》杂志2004年第6期)时,那才叫惊讶。那时孤陋寡闻,觉得苏州大学有个了不得的“国学大师”,又真有好事者把他与他的著作排在一起照相:著述等身!范先生的原文是这样的:
 
  在过去,中国的西洋文学研究者都还多少研究一些一般性的文学理论和艺术原理,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几乎是什么理论都不管的。他们或忙于寻章摘句的评点,或从事追究来历、典故的笺注,再不然就去搜罗轶事掌故,态度最科学的是埋头在上述实证主义的考据里,而上述实证主义的考据则是对作者事迹、作品版本的考订,以及通过考订对作品本事的索隐就是烦琐无谓的考据、盲目的材料崇拜。就是钱锺先生一九七八年九月在国外向外国人报告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时说的。他们里想来有钱仲联在,尽管只是微末的一个。早年的《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年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剑南诗稿校注》、《李贺年谱会笺》,晚年主编的《清诗纪事》,钱仲联一辈子忙乎典故的笺注、轶事的搜罗、实证主义的考据。不特此也,钱仲联的品操和文德,也是做文章的好题目。

  一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容安馆札记》第六百四十则:

  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荟萃群言,细大不捐;卷首采辑书目中有先君《韩愈志》,卷一《答孟郊》、卷六《三星行》注释皆引余《谈艺录》,可谓贪多务得者矣。惜发明不多。好附会史事,尤其大病。若卷七《晚菊》注至引陈苍虬《崇教寺看牡丹》诗,谓意本退之,而尤为深曲刻挚也,真瓜皮之搭李皮;即使切当,亦乖体例,况其未乎!仲联字萼孙,常熟人,出唐蔚芝丈之门。二十五年前余于先君客座曾与一面,渺然侏儒,衣履华鲜。作诗亦小有才藻。

  《诸家诗话》中录《冷斋夜话》记沈存中、吕吉甫论韩诗,注云:《诗人玉屑》引《隐居诗话》与此略同,《历代诗话》本《临汉隐居诗话》无之。按似不知此节见魏道辅《东轩笔录》卷十二。又戚鹤泉《景文堂诗集》卷四《诗韩昌黎诗》(见第六百三十三则)不可不引。没有可补者。如《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四《语录》诵昌黎《调张籍》一篇云:读书不到此,不必言诗。徐渭《青藤书屋文集》卷十七《与季友》:韩愈、孟郊、卢仝、李贺诗,近颇阅之,乃知李杜之外,复有如此奇种,眼界始稍宽阔。汪懋麟《百尺梧桐文集》卷二《选韩诗序》。张宗泰《鲁岩所学集》卷七《跋〈黄氏日钞〉》、《读韩文公》(论《拘幽操》,申江申修之说),卷十一《跋〈临汉隐居诗话〉》(论《此日足可惜》。钱本卷一仅引《义门读书记》、《北江诗话》说观龙斗句)。《施愚山诗集》卷十八《莆田余希之注李长吉古诗作歌寄之》。《道古堂文集》卷七《韵典析疑序》、卷八《古诗选序》。张习孔《云谷卧馀》卷三 、卷五。平步青《霞外捃屑》卷八上(论《陆浑山火》夫丁妇壬本张说《温泉箴》。钱本卷六仅引《猗寮斋杂记》、《巢经巢集》、《云笈七签》)。蒋超伯《垂金荫绿轩诗钞》卷一(昌黎有小诗数首,力摹彭泽,偶读一过,从而追和之。《江汉虽云广》、《长安交游者》、《夜歌》、《岐山下》四首。)冯煦《蒿叟笔记》卷感动论昌黎用俗语俗字。《谭嗣同全集》卷二《石菊影庐笔识·思篇》第四十六。

  又按《诸家诗话》中录刘辰翁《赵仲仁诗序》,必自《谈艺录》第四十一页转录,故亦略去味其言外似多有气不满而不知等十四字。

  并录《静志居诗话》、《明诗纪事》论辩韩愈于诗是否无所解。又补引《珩璜新论》以佐证戚说。

  此则共考论韩诗近四十首。日札完成,钱先生意犹未尽,乘兴作了篇书评,一九五八年六月发表在《文学研究》上。钱先生于易代之际自甘废井,十年来不做书评了。钱先生最爱写作书评,也就是最爱教训作者,只有《不够知己》没骂著者本人--还是借嘴骂了好些人。这篇八千字,是钱先生最长的书评,也是最后的书评。所举正的事例,都不外乎此则札记。其中考论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别见《容安馆札记》第六百三十三则。

  好附会史事,尤其大病,也是他终身的疾患--钱仲联一辈子安身立命于斯。诗史成见,塞心梗腹,以为诗道之尊,端仗史势,附合时局,牵合朝政;一切以齐众殊,谓唱叹之永言,莫不寓美刺之微词。远犬吠声,短狐射影,此又学士所乐道优为,而亦非慎思明辨者所敢附和也……专门名家有安身立命于此者,然在谈艺论文,皆出位之思、馀力之行也。(《管维编》第一三九页)

  卷一《汴水交流》:发难得巧意气粗,王元启谓发之难,得之巧。按未切。发难谓发毬者,使其于应接也。得巧谓得毬者能不为发毬者所困,而于应接也。

  卷九《示儿》、《符城南读书》。按徵引未备,参观第四百三十九则。

  卷十一《拘幽操》臣罪当诛兮二句引《随园诗话》。按当引《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三《书韩子〈琴操〉后》。

  卷十二《奉和杜相公太清宫纪事》。按《有不为斋随笔》壬云:抑禹稷以崇老子,虽时王之制使然,究与平生攘斥佛老旨背,不作可也。与王元启《读韩记疑》谓似非公所宜出意略同。《巢经巢文集》卷五跋此诗,曲意回护,说颇穿凿。〔参观〕《李太白文集· 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颂》:共工不(此不字必衍文,而王琦注仅引《论衡》说本事而已)触山,娲皇不补天,其洪波汩汩流。伯禹不治水,水其鱼乎?礼乐大坏,仲尼不作,王道其昏乎?而有功包阴阳,力掩造化,首出众圣,卓称大在雄,彼三者之不足徽矣!

  这四条是标明补正钱书而书评没涉及的,即书评所谓“‘团辞试提挈,挂一念万漏,恰好是本地风光……有责任去驳斥他们的错误--终得像韩愈所谓白黑也。王元启、郑珍之释皆钱书所集。钱先生尝称赏《有不为斋随笔》甚赡核,怅恨知者无几,故随机标举,发其幽潜(《管锥编》第三九四页)

    卷八《石鼎联句》。按《后村大全集》卷四十三《释老六言》之八:吾尝评《石鼎》诗,盖公一手所为。若使弥明能道,唐代有两退之。钱氏引《贞一斋诗话》谓应是昌黎一手所构云云,后村早言之。

  这是不知何时补插在行间的,钱先生可通报忘记钱仲联于题注已引洪兴祖《韩子年谱》对或云皆退之所作的反驳以及朱熹《韩文考异》的赞同,皆早于刘克庄。《管锥编》第一四四二页亦引李书此节。

  在这则札记的头前,钱先生后来补录了一节《潜丘札记》卷二里的妙语,还没来得及点睛:煅者有冷锤,于成刀剑后细密加锤也;精铁得此,愈见坚利,毛铁则破碎。注释诗文之冷锤也,有意愚昧得注精彩倍加,无意则破碎。姑妄言之:钱氏之注释诗文,贪多务得而未克团辞提挈,发明不多而白黑未分,正缘未有冷锤也。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居然两番引余《谈艺录》(卷五《荐士》中间数鲍谢句注亦引《谈艺录》:钱锺书《谈艺录》曰:沈归愚怪其标举诗流而漏却渊明,而昌黎诗如《秋怀》、《晚菊》、《南溪始泛》、《江汉虽云广》等未尝不师法陶公),尽管卷首采辑诸家姓氏里并没有标举钱锺书《谈艺录》,钱先生还是高兴的。就在前些年,钱先生有感于某书二十年前颇盛行今则如刍狗,喟然慨叹:费尽胭脂画牡丹,翻新花样入时难;与君皆有流传作,更累何人访冷摊!(见《容安馆札记》第五百六则;后两句旋改作:灾梨覆瓿应同慨,万一何人访冷摊!)是的,那篇书评刊布不多时,文学所就要批判《谈艺录》了,而钱先生自己也先请朋友提意见(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在书评里,钱先生批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既贪多挂漏:一、未能窥古人文心所在;二、附会史事,牵扯世道;三、联系或比较不足欠妥;四、发明少,只采用而不辨正。钱先生还说,集释这项工作最好由集体来负担,《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达到了一个的起的注本的最低面不易做到的要求,好处是省掉不少翻找和抄录的麻烦

  对于自己这篇书评,钱先生并没有自观犹厌,敝屣视之,后来还增补了一节--“《书影》卷三引徐文长评汤《感士不遇赋》,四裔语译字生讥之,又云:此不过以古字易今字,以奇谲语译今语云云(亦见《容安馆札记》第六百七十六则),收入一九九年六月刊行的《钱锺书论学文选》第六册里(感字、前语字皆讹夺)。

  钱仲联的羞愤恼怒,可以想见。一九八四年八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韩昌黎系年集释》(序写于一九七八年四月),钱仲联不犹豫、不客气地把原引的《谈艺录》删个干净,采辑书目中的《韩愈志》也连带铲削了,卷十一《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题解徵用的《韩愈志》也遭清洗。于钱先生好心卓识的指教,钱仲联竟无动于衷,不予理会。只是新版不见方东树对韩诗不换用生僻的恭维、陈衍挖苦王士祯的话夏敬观申说韩愈并没有给硫磺毒死,还能透漏钱仲联看过钱先生的书评(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九月出版吴文治辑《韩愈资料汇编》则瞢然不晓)。至于删汰陈曾寿、黄濬之流的”--还有曾国藩的,那是钱仲联雅善适时权变的一个标志。修订本还增徵了钱先生鄙夷的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及《论韩愈》(参看《容安馆札记》第七百三十七则)、章士钊《柳文指要》--“近人论韩,更加梦呓矣!(《容安馆札记》第七百二十则)钱先生痛快地一言以蔽。

  事隔几十年,九十二高龄的钱仲联还愤忿地数叨:锺书先生是喜欢写俏皮文章的,里面有不少皮里阳秋的话……其实我的辑录都有按语,而且非常之详细……光是按语就可以辑成专著,这与锺书先生讲的事实是相反的……锺书先生说:这部书比韩诗的一切旧注都来得丰富,完全可以代替顾注和方注,免得别人翻书了。但在后面加了一句话说:这是对这部书的最高的评价了。一般人看了这话是要拍桌子的。但不忘一个指头遮羞,加上个帽子--“锺书先生这篇书评的目的是对这部著作的推崇(见卜志君《高山流水话知音--钱仲联谈钱锺书》,收入一九九九年八月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陈斌编《不一样的记忆:与钱锺书在一起》)。教人咋舌的是,差不多同时出版的钱仲联著、周秦整理《钱仲联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三月)半个字不提钱先生近万言的教训,倒把那稍悦耳的一字不落地抄出,浑不顾那只是起承转合的客套而已,有影没影地矜饰渲染:著名学者钱锺书在《文学研究》上发表长篇书评,详细论述了这部书的学术特点和贡献。钱锺书先生对书中材料的丰富,对著者搜集功夫之猛,尤其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七四页)而早些时候出版的钱仲联自撰《钱仲联自传》(巴蜀书社,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则未失分寸地淡写:当代著名学者钱锺书在《文学研究》上著专文评论,认为完全可以取代以前一切的韩诗旧注。(第一八页)我想起钱先生的至理名言:盖辟佛而名高望重者,如泰山之难摇、大树之徒撼,则释子往往不挥之为仇,而反引以为友;巧言曲解,称其于佛说貌离而神合、心是而口非焉。

  得指出,《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里钱仲联自己的语言稀罕得不使劲爬梳字隙是看不出的,光是按语就可以辑成专著,这与锺书行生讲的事实是相反的,那是蒙人。

  钱先生特别指责钱仲联用己书而没己名,真是目光如炬。那或许出自笺注家的作业手法而养成的职业习惯。钱仲联《王船山诗论后案》(刊于《文艺理论研究》一九八年六月创刊号,收入《梦苕盫论集》)有云:

  

  在诗歌创作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对自然之美简择至精是巧,刻画自然,古书夺天工也是巧。韩愈《答孟郊》诗所谓方案觑天巧。”“字下得好,天巧尤其好。明乎此,可以理解司空图《诗品》论洗练而有古镜照神乘月返真的话,也就是莎士比亚所谓持镜照自然之意。

  持镜一照,碰巧觑见《谈艺录》开明书店本第七二页(中华书局本第六页),也就是《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答孟郊》注引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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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法造化,以模写自然为主 ,其说在西方,创于柏拉图,发扬于亚理士多德,重申于西塞罗,而大行于十六、十七、十八世纪,其焰至今不衰,莎士比亚所谓持镜照自然者是。昌黎赠东野诗文字觑天巧一语,可以括之。字下得最好;盖此派之说,以为造化虽备众美,而不能全善全美,作者必加一番简择取舍之工。即觑巧之意也。

  好一个巧夺!用鸿渐兄的话,天下断没有那样巧合的事。莫非人在学术研究中也是必不可少的?阑入《诗品》论洗练古镜,亦有瓜皮搭李之嫌。再如钱仲联稍后在同一个地方发表的《古代山水诗和它的艺术论》(亦收入《梦苕盫论集》),后面的《画墁集》、《池北偶谈》等五六条引文,怎么看怎么像是从钱先生《中国诗与中国画》转录来的。

  二

  《管锥编》第一三三页: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一《香港感怀》第三首:盗喜逋逃薮,兵夸曳落河;官尊大呼药,客聚众娄罗;时人《笺注》引顾欢此论,非也,第四首:夷言学鸟音,或可引顾允语为注耳……‘官尊大呼药句黄氏自注:官之尊者,亦号总督;笺注者未着片言,盖不知《周书·卢辩传》、《北史·卢同传》载北周官制有大呼药小呼药州呼药等职,黄氏取其名之诡异也。时人《笺注》就是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商务印书馆铅印线装出版,钱先生看的是一九五七年九月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增订本(第三首是第四首之误,第四首是第五首之误,号字原作称字。《人境庐诗草笺注》一九八一年六月上海古籍出版社修订本已补注《周书》、《北史》)。《管锥编》此节是增损《容安馆札记》第六百四十八则写成的。这一则专门补正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但钱先生没有照例标出撰者的姓名,也没有总论或简评。共考论人境庐诗二十来首。

  一九八三年前后,钱先生补订《谈艺录》,在论骘黄公度诗时提到好些时人,有云:钱君仲联笺注《人境庐诗》,精博可追冯氏父子注玉溪、东坡,自撰《梦苕庵诗话》,亦摘取余评公度俗艳一语,微示取瑟而歌之意。胡步曾先生命余订其《忏庵诗》,因道及《谈艺录》,甚许此节。(第三四七页)兹将《札记》此则中明确补正钱注的几节录出,好看看精博的模样。

  卷一《羊城感赋》第四首:祆庙火焚氛更恶,《注》引《通典》祆祠常有群胡奉事,取火祝诅;卷八《书愤》第三首:乍闻祆庙火,已见德车旌,《注》引《石遗室诗话》云:言因杀二教士而失胶州。德车旌借用《曲礼》,甚巧;卷十《述闻》第三〔四〕首:火焚祆庙连烽燧,辙涸羁臣乞海波;《天津纪乱》第四首:薪积祆神火。按祆庙火焚,元明词曲小说中常语,而说者皆不知其本诸《法苑珠林》卷三十,详见第七九五则论《元曲选· 留鞋记》。王实甫《西厢记》第二本第三折所谓白茫茫溢起蓝桥水,不邓邓点着祆庙火,弘治本《西厢记》有注,详见第二十一则。《乐府群珠》卷二兰楚芳《四块玉·风情》云:蔴秸盖下一座祆神庙,你烧时容易烧,我着时容易着,他燎时容易燎,语尤奇警。《袁文笺证》卷十四《檄吴县城隍神文》欲斩神丛,先焚祆庙,石韫玉注仅引《墨庄温录》东京城北有祆庙。钱《注》引《一切经音义》说祆字之音而已,并未知元曲也。

  按《注》引《石遗室诗话》云初稿作石遗室诗云。《石遗室诗话》卷七那句话,本来位于《人境庐诗草笺注》卷末《诗话上》,不是《书愤》的《注》引的。字后钱先生曾增补钱注未中肯,后又涂去。钱书一九八一年六月本增:元李直夫有《火烧祆庙》剧,今不传。是于元曲依然酩酊无知也。殆博雅自命,不读非圣书欤?

  卷二《由轮舟抵天津作》:华夷万国无分土,人鬼浮生公转轮,《注》:此用陈恭尹诗江山无地限华夷句意。佛书,五趣之三鬼趣,轮转五道。按下句之人鬼即上句之华夷。《广东新语》卷十一土言条云:海外诸夷曰番鬼;卷十八洋舶条亦有红毛鬼之称。吴伯成《留村诗钞·抵香山舍舟从陆》七古云:鬼子来迎群稽首。盖明末清初流俗早传此名矣。浮生指浮海,转轮指轮舟,正公度所谓假借也。卷二《述怀再呈霭人樵野丈》:东南鬼侯来,亦指外国公使。

  按参看《管锥编》第五四一页、《七缀集》第一四三页,《谈艺录》第五六三至五六四页。

    卷二《武清道中作》:岭南好时节,不为荔支留,《注》:本宋湘诗〔《滇蹄集》卷三《席上歌者索诗戏书其扇》〕江南好时节,莫待落花来’”。按是矣而未尽。宋芷湾诗乃自老杜《江南逢李龟年》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化出。公度此作本之芷湾,而可与小杜《隋堤柳》绝句自嫌流落西归疾,不见东风二月时、元遗山《俳体香雪亭杂咏》重来未必春风在,更为梨花住少时(金埴《不下带编》记洪昉思爱诵遗山此二句,重来易为明朝易为)、查初白《敬业堂诗集》卷四十一《雨后过自怡园看海棠同院长作时余复请假》勿辞烧烛看 ,为是别花来、《从刺蘼园步至出陶然亭》此来直与孤亭别,贪得凭栏一晌闲、卷四十四《端阳前二十日游北兰寺》衰年未必能重到,更为斜阳作少留参观。又按公度得力芷湾,参观第六十七则。

  按《谈艺录》第四九一页即以此为蓝本。此类擘肌分理,取心析骨,即钱仲联所嗤鄙之挖脚跟也。又按《滇蹄集》卷三《席上歌者索诗戏书其扇》钱先生补注的。钱仲联著述引徵不爱注明卷次页码--许是方便稗贩吧,未现代化。

    卷二《述怀再呈霭人樵野丈》第三首:两汉举贤良,六朝贵门第。设科不分目,我朝重进士。孔孟生今日,必就有司试。岂能无斧柯,皇皇行仁义,《注》引《性理精义》朱子云: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按此数语见《制义丛话》卷二引《书香堂笔记》,《性理精义》倘取之此耶?

  钱先生下引董应举《崇相堂集》、方楘如《集虚斋学古文》、何焯《何义门先生集》、吴敬梓《儒林外史》(参看《谈艺录》第三五五页)、章学诚《文史通义》中相类语,以补钱书之疏陋。

    卷七《新嘉坡杂诗》第二首:巧夺盟牛耳,横行看马头,《注》引《左传》唯余马首是瞻,非也,即码头耳。

  按钱书二○○○年七月中国青年出版社本订补作:或谓马头即码头(参看《钱仲联学述》第六三页)。

    卷八《酬曾重伯编修》第二首:文章巨蟹横行日,世变群龙见首时。按同卷《赠梁任父同年》第二首云:佉卢左字力横驰,台阁官书帖括诗。守此毛锥三寸管,丝柔绵薄谅难支,即巨蟹句自注脚。馀见第六百三十三则。钱《注》引《蟹谱》横行介士云云,未知其用《琅缳记》也。

  按参看《槐聚诗存》文章巨蟹未横行句自注。钱先生盖有惩于世人之寡陋焉。

    卷九《己亥杂诗》第二首:亦曾忍死须臾坐,正用此时持事来。今午垂帘春睡起,拥垆牛箸拨寒灰,《注》引《东观不汉记》更始、韩夫人事。按此仿曾茶山集外绝句机杼,见第十百十六则。

  按详见《管锥编》第三三二页。

    卷九《己亥杂诗》第三十九首:荷荷引睡施施溺,竟夕闻娘唤女声。按所见殊浅;即矢溺,见《揅经室一集》卷一《释矢》。

  按《管锥编》第一四六九页引荷荷引睡施施溺以证成人语小儿每一音叠言,而未道施即矢溺

  卷十《京乱补述》第六首:虏尘重扰扰,又换八旗扬,《注》云:谓换以联军八国之旗。按胡瘦唐《驴背集》卷三游遍江湖气未平首自注:美人丁韪良亦在围中,归上海,述被始末,切齿诸满员,倡言曰:满洲之入中国也,兵分八旗,今我八国之兵,其国旗亦犹是也。天道好还,不急取,后悔何及!
’”
  按参看论《己亥杂诗》第七十五首:“‘怜君胆小累君惊云云,《注》谓指梁鼎芬,是也。《花随人圣盫摭忆》载节庵为长素居间手札,考引甚详,惜独漏却公度此首。足见钱先生网罗掌故之功力亦远迈时流也。

  卷十一《启銮喜赋》:罪首既诛昏墨贼,民心犹戴往黄皇,《注》引《左传》昏墨贼杀、《谷梁传》、《韩诗外传》、《白虎通》王者往也,民所归往,因从古直说,“‘之误字。按:字对,既有字,何须更着字?黄皇如言皇帝”--“人之帝也。亦如卷六《锡兰卧佛》所谓天若祚中国,皇帝垂衣赏。人人抑震旦,谁侮黄种黄、卷八《赠梁任父同年》第一首所谓黄人捧日撑空起,要放光明照大千、卷十《八用前韵》第二首所谓中央土复尊黄帝,十等人能免黑奴。古说过迂拘不通。

  《谈艺录》第九一页则嗤笑古直(一八八五至一九五九)心劳日拙

  《林纾的翻译》一九八五年十二月本增补晚清评论《醒世姻缘》的文献:黄公度《与梁任公论小说书》:〔前略〕以供驱使(钱仲联《人境庐诗钞笺注· 黄公度先生年谱》光绪二十八年)。而《管锥编》第一四六一页黄公度光绪二十八年《与严又陵书》论翻译云云则有意不志有自。这儿的诗钞,或许不是排字匠的小错误。这两处都已见《容安馆札记》此则。

  《人境庐诗草笺注》一九五七年九月本卷末《诗话上》引钱萼孙《梦苕庵诗话》人境庐诗,论者毁誉参半,如梁任公、胡适之辈,则推之为大家。如胡步曾及吾友徐澄宇,则以为疵累百出、谬戾乖张。钱锺书则又以卑格俗艳少之。予以为论公度诗,当着眼于其人民性现实性之深度如何。其反帝爱国精神,能反映出近百年来中国史上之主要矛盾。公度诗之真价即在此,不当于小节处作吹毛之求。抚世感事之作,悲壮激越,传之他年,足当诗史。而一九八一年六月本则剔除钱锺书作:如胡步曾诸君,则又以过欠剪裁疵累百出卑格俗艳少之。并于《诗话下》增录钱锺书《谈艺录》论人境庐诗全文。《梦苕庵诗话》(齐鲁书社,一九八六年三月)又删除卑格俗艳少之于其人民性现实性之深度如何。其反帝爱国精神,能反映出近百年来中国史上之主要矛盾。公度诗之真价即在此。盖如颜大官人侧头侧脑的看了一回,良心不昧,自己也看不过了(《管锥编》第八一九页)。不料十几年后,钱仲联又留声机般三番四复地说一句话: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都有反映,可以起到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见前引卜文)。

    三

  锺书先生不仅是我的知己,也是苏州大学的恩人。一九八一年第一届博士导师评定,由于苏州大学的前身江苏师范学院是普通省属高校,按规定只能申报硕士点,所以我就申报硕士生导师……评委钱锺书说:钱仲联,我知道的,光凭他八十八卷的《剑南诗稿校注》,我看就可以当博士生导师。钱仲联假使只能做硕导,我看在座的包括我钱锺书都只能做硕导,都不能带博士生。这个情况是王元化跟我讲的。这是钱仲联亲口对记者说的(见前引卜文),展转传闻,夸大走样是免不了的。《谈艺录》第一二一页有言在先:放翁诗不僻不奥,具休文之三易,须注者鲜;《剑南诗稿校注》虽然初稿成于一九六五年,自序作于一九八一年一月,但印行是在一九八六年九月,事先也没请钱先生审订。《钱仲联自述》第一五二页弥缝为即将出版,也没有钱仲联假使那些话。

  《剑南诗稿校注》的引用及参考书目里有钱锺书宋诗选钱锺书谈艺录。钱仲联早年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书时印了一本《宋诗选》,所以无意识地以为钱先生的和他的同名。《宋诗选注》给:引用仅一处(卷八十五《示儿》),遭偷用或潜窃的倒不少。咱们开开眼罢。

  《宋诗选注》一九五八年九月本陆游简评:

  妆画虚空扪摸虚空原是佛经里的比喻(《杂阿含经》卷十五之三百七十七,卷四十一之一千一百三十六)、法不孤生仗境生心不孤起,仗境方生也是禅宗的口号(智昭《人天眼目》卷四载石佛忠《相生颂》,延寿《宗镜录》卷四论心法,《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七引黄庭坚语也说:诗文不可凿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但是涵意不明)。

  《剑南诗稿校注》卷五十《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注:

  智昭《人生眼目》卷四载石佛忠《相生颂》:法不孤生仗境生。延寿《宗镜录》卷四:心不孤起,仗境方生。《杂阿含经》卷一五妆画虚空。李幼武《名臣言行续录》卷一载黄山谷言:诗文不可凿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游诗即同此意。

  

  将胡书变换成李录,欲灭盗袭之迹耳。接下钱仲联引的《广西通志》也是来自陆游简评(早见《谈艺录》),只不过查核了原书,替换了钱先生的省略号罢了。《宋诗选注》一九七九年六月本但是涵意不明已删却,补引了《独醒杂志》、《艇斋诗话》。

  《宋诗选注》陆游《山南行》注:

  陆游诗里一再讲到山南的鞦韆蹴鞠,例如《剑南诗稿》卷十一《忆山南》第二首:打毬骏马千金买,卷三十七《春晚感事》第二首:寒食梁州十万家,鞦韆蹴鞠尚豪华,《感旧》第三首:路入梁州似掌平,鞦韆蹴鞠逞清明等是。

  按感旧感旧四首末章盖思有以自广的简称,的讹字。看来钱仲联倚赖得连覆检一遍都懒得了。《剑南诗稿校注》卷十三《小园》注也承袭了《宋诗选注》的误字(月上坐钓矶之上字原作下字)。

  看文字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决不恕他!再像卷七《病起书怀》注引陆诗歌咏《出师表》的例,全不出《宋诗选注》陆游《书愤》注以外。钱仲联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地,也没有把钱先生疏凿的河流加深,不肯在小数点后多除几位(如卷三十七《感旧》第五首:凛凛隆中相,临戎遂不还。尘埃《出师表》,草棘定军山;如卷七十四《新春感事八首终篇因以自解》第七首:梁州陌上女成群,铜绿春衫罨画裙。相唤游家园里去,鞦韆高挂欲侵云)。

  卷八《雨中山行至松风亭忽澄霁》及卷五十《初春杂兴》的注,钱仲联也是放纵了倚赖的惰性,借鉴了《宋诗选注》的文同简评。

  卷十七《临安春雨初霁》矮纸斜行闲作草,钱仲联注:张芝号匆匆不暇草书,见卫恒《四体书势》。所云草书,盖指章草,章草有一定规律,故匆匆不暇作。北宋人亦有事忙不及草书语,见李之仪《姑溪居士集》卷三九《跋山谷草书〈渔夫词〉十五章后》。此游诗所以云闲作草也。按此注舍章草云云(妄说尔,参看《管锥编》第一一二四至一一二七页),亦全盗袭《宋诗选注》。

  不消说,钱仲联没看过补订本的《谈艺录》,自然就未引用及参考,自然就不会和钱先生的注文不能不合了。《剑南诗稿》卷一《霜风》岂惟饥索邻僧米,真是寒无坐客毡,钱仲联仅注引人所熟知的韩愈、杜甫诗(参看钱先生评The Rapier of LuPatriot Poet of China),未能拈出《谈艺录》第四四三页增补的张耒诗常忧送乏邻僧米,何啻寒无坐客毡(亦见《容安馆札记》第五百九十八则、第六百十六则)。卷十三《蔬圃绝句》第二首凭谁画我荷锄归,钱仲联无注,《谈艺录》则畅谈了一大篇(第四车二至四四三页)。卷九《草堂拜少陵遗像》亦像(《谈艺录》第四五五页)。不俱举。

  《宋诗选注》的好言足为本地风光:钱默存先生的诗学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记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假如后人没有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衅,那末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养成贪吃懒做的膏粱纨绔。钱仲联虽贪吃懒做,亦欲与钱先生争强,想后来居上,要别开生面。结果呢,只使得他那诗史成见说教有机会就要发作。

  《剑南诗稿》卷五十三《谢王子林判院惠诗编》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钱仲联注引《谈艺录》以入画之景作画,宜诗之事赋诗,如铺锦增华,事半而功则倍,虽然非拓境宇、启出林手也。诚斋之不如诚斋,正当以此轩轾之。……放翁之不如诚斋,正以太工巧耳一大段,大批判道:此论第就艺术技巧方面衡量,但放翁诗主要精神所在,是反遇时代现实,激扬爱国热情,此非诚斋所企及。即以艺术技巧论,诚斋之病,正坐太巧。放翁自谓我不如诚斋,乃譌谦之语耳。对于反映的考史和爱国的说教,《谈艺录》的旧本第一五五页早辞而辟之矣:放翁爱国诗,功名之念,胜天君国之思,铺张排场,危事而易言之,舍临殁二十八字,无多佳什。亦见钱先生评The Rapier of LuPatriot Poet of China“In Lu Yu\'s patiotic poemsI find one phrases recurring with disagreeable insistenceto wit‘dead and glory\'《容安馆札记》第六百十六则专论《剑南诗稿》,大多已融入《宋诗选注》、《谈艺录》补订本、《管锥编》中,亦云:放翁忠义愤发之诗,几乎连篇累牍,而胞与痌瘝之什,如……于全集不过牛之毛、海之粟,亦不及石湖此体之佳也。《谈艺录》补订本第四五七而则称情惬心地宜申前所蕴蓄者:放翁谈兵,气粗言语大,偶一触绪取快,不失为豪情壮慨。顾乃丁宁反复,看镜频叹勋业,抚髀深慨功名,若示其真有雄才远略、奇谋妙算者,则似不仅作态,抑且作假contrived performances)也。自负甚高,视事甚易……梦语出狂,夸词人诞……放翁投老江湖,所言未见诸行事,自是渠侬大幸,尚博得后世抚几嗟咨也。文士笔尖杀贼,书生纸上谈兵,历世皆有话把……盖已成人物典型,有处承时可遇,而放翁殆此中最文采钜丽者乎!物论难齐,于陆游钱仲联自可吹嘘上天,绝倒于地,尊玞如璧,见肿谓肥,做个崇拜和倾倒的肌肉特别发达的佞臣(《管锥编》第三九八页)。

  当然,钱仲联在《前言》里觉得钱先生有的大判断还比较中肯近人说他多文为富,而意境实鲜变化。’‘高明之性,不耐沉潜(钱锺书《谈艺录》)。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作《沈曾植集校注· 前言》,钱仲联赞美《谈艺录》驳陈衍奉钱为学人之诗钱锺书先生这一论断是具有卓识的,口气大变。以小人之心度之,得毋缘于钱先生识钱仲联于风尘草泽之中,拔之出于碌碌众伍,成了钱仲联的举主或知己?呵呵!

  

  四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钱先生忽然收到《清诗纪事》前七册,照例回了封感谢信;《钱仲联自述》第九七页夸饰为抑制不住欣喜的心情,并抄录全文(最早公布于一九九二年七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刊行的《书与人文丛》第一辑):

    
敬启者:忽奉惠赐钱仲联先生主编《清诗纪事》前七册,惊喜交集。虽未细览,然望气已识其宝矣。体例精审,搜罗弘博,足使陈松山却步,遑论计、厉。惟于邓氏《初编》,颇有恕词,愈徵广大教化。邓书附会影响,甚至杜撰虚造,逞其私智,误人不浅。如谓塞尔赫集中《西洋镜》诗即寓“西洋镜一戳即穿”之讥,然《晓亭诗钞》卷二只有《西洋画》诗;又如称邵陵自题《疏园集》诗非邵长蘅所及,不知此诗全袭南宋戴东野《农歌集》卷四之作,仅易一字而已(拙著《谈艺录》三一四页已隐摘其讹)。此类不胜枚举。又于诗学实无真解,评骘语每令人笑来。仲联先生自运,卓尔名家,月眼镜心,必兼文心史识之长;烦代致倾倒之忱。草此布谢,即颂
    编安

    苏州大学明清诗文研究室

    钱锺书上十二月二十五日

  要辨识钱先生文章的好赖话,着实大不易呢。望气识宝之概颇令人想起钱先生少年文字里的顽皮:做书评的时候,不用细看所评的书,把鼻子一嗅,便知好歹。钱仲联其实是领着人把邓之诚那附会影响令人笑来的《清诗纪事初编》全部剪贴到《清诗纪事》上了,广大教化地循蹈了学术的轮回;钱先生特别拈出的两例杜撰虚造就出现在第四四八七页和第二四三七页里。钱仲联们袭谬传讹,真误人不浅啊。照例不打送礼的,所以钱先生就指鸡骂猴。《清诗纪事》也是志在考史(《钱仲联自述》第九四页:以辑存有清一代以诗史为主体的叙事作品为宗旨,并对有关诗人的创作活动和诗歌评论资料广为搜录,以助读者着眼大处,知人论世),无意词章。如同《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这部钞纂的资料汇编也是往往只邀请了大家来出席,却不去主持他们的会议。《容安馆札记》第八百一则称美良友张遵骝博究载籍,又具史识,蒐罗而能贯穿焉;钱仲联则乏贯穿之能。必兼文心史识之长是假设句,也是祈使语--谓之对编者的要求亦可。钱先生尝面谀《全宋诗》集思广益,远讨旁搜,极为精博,洵巨业也,也被拿去做广告(见《北京大学学报》一九九三年第六期《我校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硕果累累》),可同时钱先生又复信给较熟悉的一个主编给予严厉的批评(傅璇琮《记钱锺书先生的几封旧信》,《人民政协报》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相信咱们还会看到钱先生对《清诗纪事》摘讹纠谬的文献。
  两年后再得到一九八九年七月出版的《清诗纪事》后十五册时,钱先生就做一纸八行书,从米汤大全里信手拈来几句受者爱听的浮夸之辞:钱先生与诸君子之愿力学识,文史载笔,当大书而特书。举世学人受益无穷;不才蒙启迪之深,更非言词可谢矣。钱先生蒙启迪安在,到现在我们还看不出。

   《清诗记事》颇多徵及拙著,故苏州大学主编者曾以全部相赠。钱先生对送礼者说(见张昌华《走近钱锺书》,《人物》一九九九年二月号)。《谈艺录》开明书店本论及清诗人的,《清诗纪事》大都录取了。如第二四六页田雯篇引《谈艺录》两节:清初诗文好为沉博绝丽者,莫如田山薑云云,清初渔洋以外,山左尚有一名家,极尊宋诗而尤推山谷者,则田山薑是也云云。《谈艺录》评骘袁枚又多又好,可《清诗纪事》袁枚篇一个字都不提,教人好生诧怪。《谈艺录》的补订本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九月出版,可能发行太迟,使得《清诗纪事》的编者来不及采掇。钱先生一九八四年三月在香港出版的《也是集》倒给采着了(第九五八九页龚自珍篇、第一二三九四页黄遵宪篇),也就是补订本《谈艺录》的第三四七、四六五页。

  还得让大家知道,《管锥编》钱仲联好像从没用过,钱先生白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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